樟树，与楠、梓、桐并称江南四大名木。因其材质坚硬细密，不易折、裂纹少、耐腐朽、防虫蛀、易于雕刻，普遍适用于高级建筑、上等家具和造船雕刻等。《本草纲目》说“其木理多文章，故谓之樟”。这里的文是“纹”的古字，“章”字本意指花纹、文采。李时珍认为樟树肌理细致并错纵有纹路，所以称为樟。樟树外形雅致雄浑，内在气质芬芳馥郁，质感光滑，给人感觉精致又严谨。这恰是有理想抱负的士大夫的精神向往，他们也力争成为像樟树一样的国之栋梁与民之希望。
南齐名臣、文学家、目录学家王俭，算得上一棵“樟树”。《南史·王俭传》载：“俭幼笃学，手不释卷。”丹阳尹（官名）袁粲一见王俭就断定他“宰相之门也。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之气矣。”这里的“栝柏”指柏树，“豫章”指樟树。意思是王俭在他看来就像柏树、樟树一样，虽然年纪不大但日后必是国之栋梁，将其推荐给宋明帝刘彧，看中的也正是王俭的“手不释卷”与“文多义理”，会给朝廷和民众带来福祉。
古籍记载，王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后来，贵为宰辅，“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毫无疑问，王俭以其“长于经礼”，影响了南朝的士风学风。他编撰《七志》，采取私人编目、著录今书、创立传录等做法，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传录体目录的典型代表；时人谓其“一代人宗”，后人称之“文臣之首”。这些都表明，王俭是一位大有文理章法的干才儒将。
作为南方乔木中的“美男子”，樟树不随俗、不喧哗，挥发性油脂和特殊香气与生俱来，是天然的清新净化剂，除污染，去异味，对人体有健胃止泻、清神醒脑等保健功能。采把樟叶覆于醉酒之人口鼻，大多很快清醒。
辅佐齐高帝萧道成期间，王俭或面言或书谏他吸取祸起萧墙、暴政亡国的教训，采取休养生息、富国安民措施，多有采纳，客观上对稳定社会、开发江南、发展经济作出了贡献。萧道成想拆掉宋明帝时所建紫极殿，另造宣阳门。王俭再次发挥“文多义理”优势，多次上表进谏，谓“德者身之基，俭者德之舆”。王俭车舆礼服简陋朴素，多次拒绝朝廷厚禄，几无嗜好，家无余财，只以治理国家为要务。他朴实无华，沉稳内敛，义理当先，敢于担当，始终保持足够的清醒自制，其德可比樟树。
樟树虽是植物，却被古代文人赋予了高尚的灵魂、高洁的情操和高贵的品质。祖籍江西婺源的南宋文学家祝穆，晚年隐居福建。他的住处据说有两株300年的樟树，因爱樟及樟，便将住所命名为“南溪樟隐”，并写下了《南溪樟隐记》。他还写过一首《豫章》：“豫章偃蹇两苍龙，雪干宁须匠石逢。借重岁寒双大字，绝胜松拜大夫封。”祝穆晚年自号“樟隐老人”，他本人也有樟树一样的可贵之处，“不使人闻香风而利令智昏，也不让蛀虫有任何蠹蚀之机。”他一生著作量少质精，尤以70卷的《方舆胜览》和170卷的《事文类聚》两部文献巨著最出名。前者是南宋时期的地理总志，可谓“笼一朝万物于笔下”；后者是古代各类典故的大汇编。两书刊行后，一时洛阳纸贵，有不法书商见有利可图，改书名盗版销售。1238年，祝穆申诉维权，官府发布通告严禁书商盗版印销，否则追人毁板、严厉惩处。这是一起典型的古代知识产权保护案例，被载入历史。
祝穆之前的北宋学者刘敞，也活得像一棵樟树。巧合的是，他祖籍临江新喻，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樟树市。作为史学家、经学家和散文家，他在仕一身正气、为政有绩，既不惜忤怒权贵，也敢于犯颜直谏。当地方官时，他关心人民疾苦、促进当地发展，并多次为民申冤。其中一次，他发现永兴军范伟冒占同姓官户户籍50年，故意逃避赋税徭役，挟持官府为所欲为。刘敞深入调查取证，最终范伟被依法治罪，百姓莫不拍手称快。嘉祐四年（1059年）冬，宋仁宗大祭祖先，宰相按惯例率文武百官给仁宗加尊号。刘敞认为，灾荒之年加尊号违背天意、徒有虚名，四次上书劝阻，仁宗也觉得有理，遂不受尊号。可见，不管任职地方还是立身朝堂，刘敞都像樟树一样坐正端直，纾民困、解民忧、护民利。
文人眼中的樟树，有着铮铮铁骨，现实中的樟树造福一方。作为绿化树种，樟树在南方常常被作为庭荫树、行道树，极具观赏性，千年古樟亦不罕见。穿越历史，想那樟树历自然风雨洗礼，取自然之气韵，积经年之香气，比人世之千寿，堪称树之君子，真可谓做人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