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国人尊为“圣人”。除个别特定时期外，他都拥有无数绚烂夺目的头衔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尤为重要的是，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为数不多的巨匠之一，为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但拥有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诸多头衔的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没有留下任何著述。今天人们看到的《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门人在其死后，精心记录整理的孔子生前的思想言论，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孔子思想学术的博大与精深。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有黄金岁月之称。那个年代，群星璀璨，百家争鸣。无论哪一家、哪一派都可以直抒胸臆、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治国救世的言论主张。既有公义的名号，也有私欲的诉求；大到对宇宙万物的探索，小到对个人饮食起居的顾盼；对名的企羡与利的拒斥，对生的渴望与死的恐惧。林林总总，都是不加隐晦和掩饰的真性情的表白与展示。没有虚伪的说教，更不存在人为的“造神”或“造圣”，一切源于真情流露，套用孔子的一句话叫“诗 (思 )无邪”。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实属难得、弥足珍贵，只可惜未能瓜瓞绵长、一以贯之。《论语》真实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学生们笔下的孔子，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立体饱满的夫子。他虽然是时代的先知，站在人类思想的峰巅，同时也是凡夫俗子，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亦充盈其身。
孔子从始至终思考和关怀着人类的终极目标，对大同世界充满了憧憬与向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而不闭，是谓大同。”道义重担在肩，使命责任昭然。然而他也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很讲究生活的品味与质量。“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其艺术感受力非同一般，用今天的话说他原来很小资，并不是时时处处故弄玄虚的豪言壮语和装腔作势的高大形象。
孔子鼓励学生努力进取，为樊迟请学稼圃失望乃至痛责。他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但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而论道时，却并不赞同诸子的精进之道，反倒契合曾皙的想法。“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就是希望在春夏之交的晴好日子，脱去厚重的棉衣，换上舒服的夏装，呼朋唤友，到河边洗澡。然后唱唱歌，尽兴而归。老庄的出世思想、庶俗的享乐主义莫不溢于言表。
曾子曾这样评价老师的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对于“恕”，孔子的定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君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然一副利人忘己、不辨是非的超然姿态。但孔子也不是不讲原则地和稀泥，搞中庸调和。他曾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铿锵之音，指斥没有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乡愿，德之贼也。”其斗争精神、爱憎情怀俨然一当代愤青。
无独有偶，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对孔子有过客观生动的描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郑国与弟子走失，独自徘徊于外城之东门。弟子四下寻找，一人对子贡讲：没有见到什么先生夫子，只看到东门有个人，其落魄、凄惨犹如丧家之狗。子贡找到老师后，据实以告。孔子欣然笑道：说的其他话，未必尽然，但把我比作丧家之狗，太贴切了！太贴切了！
孔子到处宣扬君子之道并以正人君子自居，希望世人学而行之，以近贤者、远小人。但据《论语》 《孔子世家》所记：当蓄养男宠、名声极坏的卫灵公夫人南子相邀时，孔子欣然前往且相见甚欢。遭到子路的诘责后，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我假若有坏念想，让老天惩罚我吧！让老天惩罚我吧！其实子路大可不必以此为难夫子，须知先生早有教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感谢孔门弟子和司马迁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执著与真诚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他们最大的贡献与价值，就在于不把孔子当做神或圣来包装与打造，不为威名所惧，不因亲情所羁，一是一、二是二地讲述了先师金无足赤、人非完人的雅俗往事，为中华文化确定了最宝贵的传统与原则：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
然而，不为尊者讳的司马迁远没有孔门弟子幸运。所处时代的黑暗与残暴，使忤逆皇帝意志的他，承受了人世间最大的屈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司马公含垢忍辱，愤发著述，成就了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巨著《史记》。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尊者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破坏力的糟粕。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它导致了中国历史文化很大程度上的虚假，使国民人格尤其是精英阶层先天不足。为尊者讳，一方面要把尊者那些不光彩的事、见不得人的事、难以启齿或形诸笔端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讳莫如深、语焉不详，或金蝉脱壳、匿影藏形，或移花接木、嫁祸于人。另一方面，要为尊者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使尊者光彩照人、鲜亮无比，成为道德真理的化身、天命神权的宠儿。这样做的结果，掩盖了事实真相，颠倒了是非黑白，混淆了公众视听，使真理得不到弘扬，正义得不到伸张，罪恶得不到鞭挞，君子之道难以大行其途。而尊者们不管其品行如何低劣，心肠如何歹毒，照样人五人六地登上历史的神坛圣殿，接受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
翻开二十四史，除了屈指可数的夏桀殷纣、胡亥杨广几个无道之君，赵高秦桧、严嵩忠贤几个为虐之狗外，绝大多数帝王将相无不以高大正面的形象定格于典籍之中，出现在后人眼前。刘邦本是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贪财好色，行事卑鄙猥琐。历史的风云际会把他推到了时代的前台，赖众人之力登上皇帝宝座的刘邦，为使刘家天下千世万代，屁股还未坐热，便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将屠刀挥向了昔日同生共死的战友，演绎了一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人间惨剧。但刘邦是尊者，讳的结果，不但洗脱了屠戮功臣元勋的恶名，更以一曲《大风歌》荣立于历史的潮头。
一直以来，秦桧被铁定为杀害岳飞的元凶，高宗赵构好像连知情权都没有。细想一下，在金兵压境、国祚倾危的非常时期，作为中流砥柱的岳飞，如果没有赵构或明或暗的授意，岂是秦桧之流所能加害的。岳飞直捣黄龙府，迎还徽、钦二帝的政治主张以及强大高效的执行力，恰恰成为点燃赵构杀机的导火索。我们替赵构想想，如若迎回了徽、钦二帝，那嗜权上瘾的赵构何以家为呢？明朝诗人文征明对此看得非常透彻，他在《满江红》一词中写道：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实乃真知灼见。只可惜，千百年来，历史的审判却从未光顾过尊者赵构，而充当帮凶与替罪羊的秦桧们却白铁铸身，赤膊背绑，跪伏在岳武穆的坟前，任雨打霜杀，万古唾骂……
适之先生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理由多于此出。
为尊者讳，是千百年来束缚中国人思想心性的樊篱和桎梏。为尊者讳，说穿了，就是以其意志为社会大众的意志，以其思想来替代整个社会的思想。凡是尊者所倡导的，哪怕幼稚、荒谬、无耻以至其极，凡夫俗子们也只能敛心忍性，全盘接受，不许有丝毫的疑惑和评判。凡尊者所厌弃者，哪怕是谋国为民的良计善策，耿介忠直的正义之士，也要千夫所指，弃如粪土。“不许想！”使用来思考的大脑丧失了功用，整个社会陷入弱智和极端。一切皆唯尊者是从，亿兆民众沦为犬儒，华夏神州万马齐喑，生机全无。
在无数对“十年浩劫”作全景式概括性描述的话语中，我最认可这句话：那是只允许一个大脑进行思考的年代！一语中的，千古奇言。一个大脑思考的结果，一句话顶一万句话的结果，全体人民照最高指示办事的结果，差点把江山社稷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为中华民族永难消解的创痛和耻辱。
为尊者讳能大行其道，自有封建专制政权的支持与拥趸。如果不是主观故意，仅仅是一时疏忽，说错了话、写错了字甚或没有说错话、写错字，但只要犯了尊者的忌讳，都要担杀头之险。
朱元璋做皇帝前，为了活命，在凤阳皇觉寺出家当了和尚。后来阴差阳错，竟做了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成了真龙天子。这下可了不得啦，那些和做“游方僧”有关的字词是万万不能用的，是大明朝最大的忌讳。只可叹有些文人士子、草民百姓，不长记性，不知道朱皇帝最忌恨用光、秃等字眼，被砍了头，还没弄明白犯了哪条王法。
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其自信心本就不足，是故思想文化钳制甚于累朝历代。康雍乾三朝屡兴文字大狱，文人雅士戏作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被作为杀头依据。为什么清朝训诂校勘之学大昌大兴，原因在于士子们于故纸堆中，可躲避风险，以求完身。尽管前朝今世对康雍乾三朝皆有盛世之誉，无论其贡献与价值如何，为尊者讳而屡兴大狱，对中国文化及文化人极尽摧残与奴役，这不能不是其最大的污点，何盛之有？
时代的列车驶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1919年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也近百年。在中国社会近百年剧烈的变革与转型中，为尊者讳也同其他封建余毒一样，被扫地出门，从形式上退出了曾经显赫无比的历史舞台。但无可否认，它仍像幽灵一样出没在中华大地，并顽强地干扰和迟滞着我们文明与进步的步伐，给我们本不强健的躯体埋下种种祸患。对此，善良的人们切不可盲目乐观，须要有高度的清醒和警觉，以免被同一块石头一而再、再而三地绊倒。
说到这里，真应该向《论语》、《史记》的著者致敬。孔门弟子和司马迁秉笔著春秋，不为尊者讳的胆识、勇气、睿智给今天的人们树立了楷模和榜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尤其是硬实力渐露峥嵘，但不可否认，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影响力还局促一隅。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并必将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华夏儿女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心愿。彰显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力，进而为整个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亟待破解的命题。那么就让我们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做起，依此方向，我们一定会走上国家民族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