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王室贵族或者青铜铭文的书写者，将文字用书写工具（应该也可能是毛笔吧？因为在距今 5000多年的渭河岸上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我们已经发现了人类绘制彩陶纹饰的毛笔痕迹）书写在青铜器软坯上，然后由工匠用只有他们熟悉的特殊工艺，按照书写者的笔法、线条，显示在青铜器上，或以阴文，或以阳文镌刻到泥胎上，最后连同青铜制品一起放到窑窖中高温烧制。一件件青铜器烧制出窑，那些刻写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就与一件件青铜器一起出现在了遥远的西周时代。
这种在青铜器底部和壁上镌刻或雄浑典丽，或严谨端庄的金文的过程，我们现在只能凭想象去复原。让我感到震惊的是，3000多年前包括《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在内的钟鼎文书法精品，竟都是在西周王朝雄踞关中渭河之滨的周王朝昌盛期诞生的。
在宝鸡境内琳琅满目的青铜铭文绽放的金石艺术光芒，在中国大地四面八方弥漫的时候，石鼓文出现了。
公元前 770年，周王室被迫东迁洛阳后，周天子将管辖渭河流域的权利赏赐给了还生活在渭河上游天水一带的秦人。进入关中之后，秦人的抱负和愿望，已经远远不是统领一条渭河上下的子民，更宏伟的理想在不远的前方呼唤着他们。除了战略上的征伐，秦人还需要文化上的占领。石鼓文匀称的笔画、圆整的笔势、工整的线条都告诉我们，一种比青铜铭文钟鼎文更趋于完整和完美的汉字大篆，已经在秦人的成长过程中诞生并走向成熟。
刻在青铜器上的钟鼎文，在整个青铜时代还将延续。但石鼓文出现后，中国汉字成为一种独立于书写工具之上的艺术的可能性已经凸显，中国书法艺术走向更为广阔天地的大门从此被打开。接下来，秦文公的后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一次与当年仓颉收集整理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文字改革运动，在秦始皇倡导下，将由丞相李斯完成。
秦始皇时代的文字改革运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书同文”。
那时候，大篆繁复难认，书写难度大，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李斯在收集整理并甄别六国文字优劣差异时发现，齐国和鲁国使用的蝌蚪文结构简单，笔画简省，便以当时流行于秦国的大篆为基础，将大篆笔画予以删减，吸取蝌蚪文优点，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字——小篆，作为统一通用的规范文字，在全国推广。
秦始皇创建大秦帝国，本身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改革和创新。秦朝建立之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有的革故鼎新的时代。所以，就在李斯改造的又叫秦篆的小篆成为全国通用文字的时候，还有人在琢磨用另一种形态结构的中国汉字。这个人是个囚犯，叫程邈。
程邈是秦朝县衙里的一位抄写吏，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关进监狱。那时小篆已经推行，作为天天抄写公文的小吏，蹲监狱的日子过于寂寞，于是他便琢磨如何将小篆改造为另外一种更便于书写，又美观大方的文字。就这样，被关在渭河支流泾河流经的陕西淳化县云阳监狱的程邈，用十年工夫，创造出一种书写更为简便，美观大方的文字——隶变，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隶书。
由于创造了隶书，程邈不仅被秦始皇释放，还任命他为御史。这种彻底打破古汉字书写规范的隶书，从笔画结构等方面也为楷书诞生奠定了基础。虽然程邈创造的隶书在一开始只限于劳改犯人和狱卒一类的下层官吏使用，但到了汉代，这种以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庄重大方见长的书体，已经从渭河流域开始，流传至全国。到现在，我们从中国大地林立的碑石和摩崖石刻上看到的汉魏隶书精品，几乎都在渭河流域。
与岐山相邻的麟游，在渭北黄土丘陵上。境内纵横交织的沟壑间有不少大小不一的河流，它们虽然同属渭河流域，但一条自西南进入麟游的千山山脉支脉页岭，却让麟游南北的河流分别流入北面的泾河和南面的渭河。不过，无论进入泾河的流水流多远，它们每一滴奔跑的水珠，最终还是要汇入渭河。隋唐时期，麟游是皇家避暑胜地。成天劳于案牍，或烦心于你争我斗的宫廷斗争的皇室成员来到这块清凉的高地，也就有了远绝尘世的逍遥与自在。于是笙歌艳舞之余，赋诗题碑，成了皇室贵胄以及尾随而来的文人雅士消耗悠闲时光的必修功课。在唐高宗李治留下《万年宫铭》之前，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碑》已经屹立在那里了。
《九成宫醴泉铭碑》出现的时候，大篆、小篆和隶书已经成熟，草书、行书、楷书已经出现，中国书法艺术还在等待一个大家林立、精品迭出的集大成时代。矗立在渭河北岸的天下第一楷书出现后，这个时代也就伴随着大唐盛世的到来翩翩而至。
唐代的中国大地，是中国历史上文风最为鼎盛的时代。各地为官的官宦、四处漫游的文人雅士、隐居寺庙的修行者，几乎都是盛唐文化之风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这种文化之风的源泉，在渭河环绕的都城长安。以我们现有的笔墨，已经无法再现大唐盛世长安城文风蔚然、中国书法艺术登峰造极的壮观景象。但当我们在记忆深处与欧阳询、张旭、颜真卿、柳公权这样的书法大家相遇的时候，我们只能说，那时流经关中大地的渭河，几乎一半是流水，另外一半则是那些为后世留下众多精美绝伦碑帖的书法大家临池书写之际留下来的醉人墨香。 （连载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