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历史上，不管社会形态如何变化，但共同的一点，即：吏治清明、政府廉洁，社会就发展，政权就巩固，人民就安居乐业；反之，社会就动乱，政权就瓦解。因此，防止腐败，清除腐败，是固本之大计。
（二）
腐败现象正象癌细胞一样，吞噬着改革的成就，吞噬着人民对党的信任，吞噬着民心。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这正是最可怕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三）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廉洁奉公的。但少数“民贼”，钻进党和政府里，利用人民给的权力，吸取人民的血汗。天心何顺？民心何安？不清除腐败分子，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四）
权钱交易是现今腐败现象之症结。仿佛权力就等于金钱，金钱就等于权力。一些腐败分子无不在争权夺利。
（五）
智者有言：“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遏制腐败，必须建立一种权力制约机制，以消除掌权办事者的随意性，防止变了质的权力在歧途上运行。
（六）
有人宣扬：“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我不敢苟同。难道世间万事万物先腐败而后才能新生，然而我们一些头脑不清醒者也随声附和说：“经济要大上，纪律要松绑”；一些腐败分子更肆无忌惮地叫喊：“党风不正，财源茂盛”。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千万不可上当！
（七）
清除腐败，取信于民。党中央已作出重大决策；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真是大得党心，大振人心！我们绝不能让腐败现象滋长蔓延，我们必须“刮骨疗毒”清除我们党健康肌体上的毒瘤，还我党清正廉明之本来面目。
（八）
猫是抓老鼠的。如果一只猫发现老鼠，不仅不抓，反而“眯！眯”尖叫几声，给老鼠送以逃遁之“信号”，做老鼠的“保护伞”，那么这样的猫无疑比鼠更可怕，更可恶。如今在反腐败斗争中，类似这样的猫的领导者，似乎还有。
（九）
在治病的时候，人们都懂得“重病需猛药”，否则是难以治愈的。那么在腐败现象严重的时候，那就得像古人所说的“治乱世用重典”，方可遏制腐败现象之蔓延。
（十）
切不要把反腐败斗争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是振兴中华之两翼，缺一不可。谁若想只重其一端，中华之腾飞则会失去平衡。
（十一）
古人云：“善禁者，先禁身而后人。”故各级领导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按照中央廉洁自律的要求，规范自己。实践证明，反腐倡廉，一定要从上做起，上正则下正，己正则人正。只有“上正”、“己正”，方能搞好反腐败斗争。
（十二）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特别警惕那些身怀“七十二变”绝技的腐败分子和那些“沉水之鱼”。前者可以变化各种法儿，掩饰自己的罪行；后者则采取“隐藏术”，待“风平浪静”时，再浮上水面。
（十三）
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不仅要抓经济领域里的腐败现象，更要抓思想领域里的腐败现象。经济领域里的腐败现象，实质上是思想领域腐败的表现。不清除腐朽的人生观、道德观、权力观、金钱观，经济领域里的腐败现象是难以杜绝的。
（十四）
人民群众的举报多寡，是测试人民群众反腐败积极性的最好“仪器”。当人民群众举报信越来越少的时候，可能就是其积极性不断降低的时候。
（十五）
反腐倡廉是凝聚人心之大计。司徒雷登曾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说：“共产党战胜你们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以及廉洁换来的人心。”司氏其人，大家都很清楚。不过他这段话，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十六）
古人云：“弹疽不严，必将复聚”。反腐败犹如割疽疮，不下狠刀，就割不干净，病毒就会复发。如今一些地方，其所以边反腐败边腐败，就是没有决心和狠心，或者说只下了决心，没有下狠心。
（十七）
从严治党，首先得从严治“官”，“官者，掌权率众之人也”。古语云：“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因此，抓好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使其一身正气，清廉为民，乃为从严治党之关键，也是举廉肃贪之要害。
（十八）
廉洁自律，贵在自律。这对大多数干部来说，无疑起到了教育和警策作用。但对少数腐败分子，如果期望他们也来“自律”，那就有些天真了。这就必须执行纪律。且不可让他们在“自律”中蒙混过去。
（十九）
反腐败要注意那些“小国之君”。即为“君”者，大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在自己管辖之领域，人权、财权、物权、大权、小权、全权在握，出口是“玉言”，挥笔是“政策”。在这些人中，禹作敏式的人物可能不少。
（二十）
任何腐败现象，其本质都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如今，职权滥用更为可怕。大权大用，小权小用，人们似乎陷入丁“有权不用是傻瓜”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