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五十一回里说到山东郓城县都头雷横，因误杀新任知县的小三白秀英，其父白玉乔遂将雷横告上县衙。在排除故事的前因后果和旁支细节后，这算得上众多“民告官”案件的著名场景之一。众所周知，民告官，旧称“上控”，但凡上控之人，盖因走投无路，逼上梁山，不得已为之。当然，同“鼓鸣冤”、“邀车驾”等上访形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按照现代司法制度和法理模式来解释，“民告官”作为一种行政诉讼活动，是自1989年4月《行政诉讼法》颁布和实施以来，彰显了政府和个人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是化解“官民矛盾”，体现“官民本一家”的执政方针和施政理念，亦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当前，我国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近些年，“民告官”（行政诉讼中的行政案件）的申诉上访率居高不下，形势严峻。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全国排查进京上访“民告官”案。人们不禁要问，“民告官”案件申诉上访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
某些地方政府，单纯用GDP指标作为量化考核标准，尤以基层为甚。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公共项目与盈利项目界限不清，官民间利益矛盾加剧，一旦双方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冲突升级。在万般无赖之下弱势一方会选择以身试法、越级上访等形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当然，《行政诉讼法》主要受理“具体行政行为”，但某些地方政府的故意将行政行为模糊化、包装化，甚至下发以“决议、命令、制度、草案等”行政文件方式，试图掩盖其真实动机。这种“挟行政以令地方”的行为，使老百姓既不服判决，也不接受调解，走上申诉上访的坎坷之路。
记得著名律师郝劲松说过，他曾状告的国家税务总局、铁道部、国家林业总局、陕西省林业厅和北京市东城税务局的5起案子中，没有一起胜诉过。在很多“民告官”案中，公检法系统每每迫于体制压力，受制于政府行政指令，使得“民告官”案件无论是从立案、取证，还是到执行等方面总会受到钳制，以致司法不公、执行不力、诉求不保。譬如，某些领导干部和实权部门往往以“顾全大局”为名，给司法机关施压或“通气”，“打招呼”，干扰正常司法程序，导致判决不公。而一旦老百姓对法律失去信心，政府丧失公信力时，上屋抽梯式的上访则在意料之中矣。
其实，在“民告官”案件中，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败诉，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相反它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政府的不当行政或违法行政多。如此，势必引起地方政府的深思和反省，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追根溯源，找到问题的症结，遂予以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达到社会和谐的常态上来，更是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发展观”核心价值的集中展现。社会主义法制讲究的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字字珠玑，道出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司法基础和法治文本。窃以为，当某些地方政府因“行政不当”等原因成为被告时，并因此而败诉，不仅不会损害政府形象，而且更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看到“天下为公”的精神渴求。
《论语·子路》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作为人民公仆，其一言一行都会基层产生“上行下效”的带头作用，官员的执政理念、施政方式、工作作风，甚至生活习惯都会影响到下级的方方面面。如此一来，当老百姓行使合理合法的行政诉讼行为，而屡招碰壁时，出现“村到乡，乡到县，最后告到国务院”的无赖之举，近则反映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不作为，远则背离“执政为民”的核心政治价值。同时《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一旦犯法，无论双方是谁，无论双方的社会角色多么复杂，力量对比多么悬殊，都应受到法律裁决，这不但是《宪法》所赋予每个人的神圣权利，更是彰显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法治进程的综合体现。
存在即合理，“民告官”现象只不过是社会发展进程的表现形式之一。如何用包容，理性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之，其法理意义都值得每个人去探索。
（ 作者：韦其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