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部人，当我为“西部开发”专题远赴云南采访之前，我头脑中预想的题目中，绝不可能包括“西部精神”这样的字眼。因此，在“西部，改造人性的地方，诞生经典的地方。西部不再沉默，浩浩长风中亮起的嗓音已回响山外”这句话无意中闯到我面前时，它不仅仅是深深吸引了我。这高扬着西部精神的一句话，出自今年第一期的《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简称《山茶》）。几天后，在高原城市昆明的一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这本杂志几乎所有的编委，听到了他们那快要被西部开发浪潮淹没了的声音。
用西部人的眼光看西部
云南省社科院无形文化保护与研究中心的郭净博士说，西部的概念应该是有不同角度的，从中心看西部，还是从边缘看西部大不相同。1998年，西南学者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整个中国是一部王朝历史，一点看四方，以中原为中心看四周为附属。而我们比较强调边缘意识，把边缘定位作为我们生存发言的基础。
引用今年一期《山茶》论坛中的一段论述也许有助于我们对西部人看西部的理解：
“西部，这一过去被当作边荒蛮地而不被纳入‘主流历史’的区域和多民族的边地文化，随着现代传播媒介和交通的日益发展，正向世人逐渐亮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它们是如此色彩斑斓，人们不得不对‘荒蛮’的西部刮目相看。近些年来，时代观念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如此之快，一些原为“边缘”的地区突然变成经济文化的前沿，形成新的经济文化中心或‘活跃的边缘地带’。每一种文明在深化‘自我文化’、‘传统文化’认识的同时，必须尽可能理解无数个‘他者文化’，并力求在这多元的多色彩的时代，把握住自己的个性特色以不被淹没。”
实际上，在西部开发之前，就有很多人向往西部。郭净认为，这是因为西部有一种吸引力。他说，西部人把西部文化的成分看得比较重，因为西部资源不仅仅是自然资源，西部相对于东部来说，文化上的意义更重要。西部精神之所以对人有一种吸引力，是因为在西部，人和自然的关系更为和谐，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脚是踩在土地上的，你和这块土地是有关系的。同时，西部更是精神上的，很多民族在精神气质和文化上不一样，这种文化上的多样性对个人的生存意义非常重要。比如在云南，你会看到藏族、纳西族、白族、彝族等很多民族的文化，在这样多种选择的环境下，人会更加自信
正是出于这种自信，郭净指出，目前所谓的开发西部概念是东部人提出来的，而不是西部人提出来的。他认为，东部人在开发西部这个概念中，有自我反思的内涵。因为经过很多年的发展，富起来的东部人遇到很大的精神上的问题，现代的城市化、工业化对人的精神层面形成很大的冲击。今后，西部相对于东部而言，应该成为一面镜子，它的生活价值应该让东部反思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西部应该对发展中心地区提出自己的看法。
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两兄弟
中国的西部在地域上是辽阔的，那里天蓝云白，水绿风清。然而到过西部的东部人，并不仅仅陶醉于那里的长风流水、长歌流韵，而是更容易被那些与自然为兄弟的西部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所打动。当东部一些先行者在呼唤环保并身体力行地加入到环保队伍中时，东部的自然环境早已是百孔千疮，水污染、光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沙尘暴、热岛效应等等，使拥有了楼房汽车的东部人对生活质量提出质疑。也许正因为此，在这一波西部开发的浪潮中，东部人对保护西部的自然环境呼声很高，几乎没有异议。即便如此，西部人仍然认为，东部人的保护环境和西部人的保护环境有着近乎本质的区别。
在有世界文化遗产美誉的丽江古城，游人踏着五花石路，徜徉在八卦图形的古老街巷，走进那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纳西人家，无不对他们那种抬头见雪山、侧耳闻鸟鸣的家居环境赞叹不已；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以水为魂的丽江是怎样保护水的。《山茶》编委、云南省社科院民族学所研究员杨福泉博士是出自丽江的纳西族学者，他介绍说，从古至今，丽江人靠乡规民约养成文明的用水传统，几点洗菜、几点洗衣、几点刷马桶，人人遵守、代代相传，保住了城中盘旋回转的清水。抗日战争中在丽江居住8年之久的俄裔作家顾彼德在他的《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称，他周游列国，丽江古城是他所见过的唯一每天用溪水冲洗街市的城市。
在被纳西人视为神山的玉龙山脚下，杨福泉指着一棵大树下一排排绘满图形的木牌告诉我，很多村寨里树木茂密、泉水奔涌之处，都还可以见到这种纳西人的古老祭场，木牌上的图案为各种蛙头人体蛇尾或人首蛇体的精灵，还有日月星辰、风与云团等，其中深藏着一个“人与自然”的古老秘密。他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纳西先民的形成了自然崇拜意识，东巴经中说，人与自然本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后来贪婪的人类过分侵扰自然，污染河流，乱砍滥伐，滥杀野兽，冒犯了自然，结果兄弟成了仇人，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洪水横流，百病丛生。人类在惊恐中只好祈求神灵、东巴教祖师和大鹏神鸟来调解。人类与自然这两兄弟约法三章：人类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人类与自然这两兄弟又重续旧好。从此，纳西族民间形成了祭自然的礼俗。
通过这样的传说，我们终于在走进西部人的家园后，走进了西部人的心灵。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纳西族，西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中都有对大自然的敬畏。这种敬畏经过漫长的积累，已经逐渐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态观、道德观，善待山、善待树、善待水、善待动物如兄弟一般。这种人与自然的兄弟关系，远比我们现代人的改天换地更加文明。《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徐冶说，西部人的保护生态不是出于环境破坏了才要环保、才要拯救地球，西部人的环保意识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与自然有天然的默契，他们与自然是天然的和谐。云南省社科院学者李旭曾专门研究茶马古道，遍游西部各省，他说，少数民族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对保护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种敬畏是人应该有的。生于美丽的泸沽湖畔的摩梭作家石高峰说，人一旦失去敬畏心理，除了钱什么都不怕，可能就比较危险，特别是西部，生态很脆弱，无法承受那种对自然掠夺式的开发 。如果温饱解决了，蓝天不蓝了，草不绿了，一片荒漠了，呼吸的空气不干净、喝的是纯净水，那将是最大的悲哀。
在论说什么是西部精神时，李旭说这也许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部精神应该是更符合人的本性的东西。
让西部的魅力成为永恒
现在 ，东西部人同时对西部开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大家热盼它将给中国而不仅仅是给西部或东部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对于西部来说，一个个开发项目意味着一笔笔资金的投入，意味着当地百姓的就业脱贫，意味着西部面貌的大改观。但在西部采访，在处处都能够感受到西部人的热切心情的同时，我也听到了他们的担忧，他们最怕开发和建设的浪潮淹没了西部文化的多样性，使西部的魅力不再、中国的魅力不再。
《山茶》编委从昆明街头和云南各地那些没有地域特色的建筑物说到西部对东部的简单克隆，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更好的论证过程，西部开发将会加快这种克隆的速度、降低克隆的水准。杨福泉对那些建在丽江古城的现代化的大酒店和建在玉龙雪山的索道最为痛惜，他说，西部最危机的是许多项目掌握在有钱的投资人手中，为争项目，地方政府官员很多时候听之任之，单纯追求利润使这些项目一上马就明显地表现出对生态、对文化的破坏，虽后患无穷，却回天乏力。他因此建议，建设项目应建立审查机制征询专家意见。因为西部开发不能只是几个指标、几个数字的增长，更不能因开发使西部面目全非、失去区域文化的特点，与东部成为一种模式，而应当保持西部永恒的魅力。
滇西北的迪庆州位于滇、川、藏交汇的三角区域，境内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雪山、峡谷、森林、草原以及林立的古寺、独特的民风民俗都对到此一游的游人充满诱惑，它以完美地保留了自然生态和藏族传统民族文化赢得了“世外桃源”的美名和1999年1853000人次的游人、占全州财政95%的旅游收入。今天的成绩使当地政府官员深刻反省过去一味靠砍伐森林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那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使百姓致富，至今还留下了一片片像是被剃了头似的秃山，在那里警示世人；也使当地百姓品尝到建设本民族建筑、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带来的甜头。
不过，对于以经济发展来改变少数民族的生活，李旭有一种担心。他说，少数民族都有对现代化生活的需求，都愿意过好生活和更方便的生活。但是，如果一味地只从经济角度考虑，可能对他们传统里很美好的东西、特别是精神上的冲击太大了，有些民族可以说精神上很脆弱，铺天盖地的经济冲击将迅速改变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使他们很快被淹没。杨福泉举美国、加拿大印地安人为例进一步说明其中的道理，印地安地区确实是通过开发得到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印地安人的精神和心灵受到的创伤是那么强烈，随着经济的开发，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导致他们丧失自己的语言和民俗，而这些东西一旦丧失，是很难再找寻回来的。
郭净说，他们现在一再强调的这些，很多是东部已经存在的问题，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把自己的人文精神丧失得太多太多，西部决不能再走这样一条路。
很多西方学者曾说，中国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时间纠正西方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弊病。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西部是幸运的，因为它还有时间避免重复东部的弊病呢？西部的文化多样性，它们在西部开发中的命运究竟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