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三；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二。至此，由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组成的“亚洲五小龙”的腾飞，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全世界惊叹“东亚奇迹”的时候，自然注意到了儒学在其中的推动作用。由于“五小龙”皆属儒家文化圈，所以，儒学能否在现代社会出现新的复兴，就成了举世关注的话题。
日本自古称为“大和”民族，“和”是其处理人与人，人与万事万物关系的基本准则。而“和”正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中庸》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学而》载：“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成为日本民族共同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不正说明儒学对日本影响的深远吗？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儒学即传入了日本。当时，有一位名叫王仁的朝鲜学者奉百济王之命带着《论语》去日本任皇子老师，从此，儒学开始在日本传播，到了公元六世纪，日本正式进入了儒家文化圈。公元七世纪时，日本的圣德太子颁行的“十七条宪法”中就有十五条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在日本留唐学生的推动下，日本以仿效隋唐文化为内容，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从而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从那时起，直到十九世纪初，儒家学说一直是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
1853年，美国打开了日本封闭的门户，日本被迫进行明治维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并未抛弃儒学，而是把儒学中的一些核心理念用于经营管理。“和魂洋才”，是那时提出的流行口号。所谓“和魂”，即儒学的核心价值理念；所谓“洋才”，即西方的科学技术。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还提出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的经营方略，“和”成为企业运作的理想境界。
建立“家族企业”，树立“家族意识”，是日本企业实行“人和”的保证。应用家庭伦理于企业，从而使企业与员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融洽与和谐。终身雇佣制，也是每个企业成员都有了家庭式的归属感。
企业的和谐，能够增加凝聚力；社会的企业化，使日本社会充满了蓬勃发展的动力。
日本能够成为“亚洲五小龙”之首，显然离不开儒学的影响和推动，以这一点来说，儒学出现了新的复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同时，在同为“五小龙”之一的韩国，儒学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儒学不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也使社会制度、世俗习惯等发生了变化。
韩国认识到：崇尚伦理道德、尊重清廉节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主张根据随时处中、变通的易学理论，适应当代和未来社会的种种变化，以固守人类的良知。
韩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与日本一样，也得益于儒学的影响和推动。这不也是儒学复兴的又一例证吗？
韩国钟路学院对全国18所高等学校2000年至2006年考试论文题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中国儒学经典《论语》的部分内容作为考试题目4次，仅少于另一部中国经典《庄子》的9次，另一部儒家经典《礼记》也作为考试题目出现过一次。中国经典作为考题的次数多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足见对儒学的尊崇程度。
新加坡，早就以儒学为主体，确定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以天下为公，天人合一为内容，确定了和为贵的处世观；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确定了仁爱有序的道德观；以天下为己任的内容，确定了入世有为的进取观；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内容，确定了重知尚贤的教育观；以民为邦本为内容，确定了廉洁勤政的民本观……1988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儒学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由此可见，儒学对新加坡发展进步的影响有多大了。
在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也较成功地保留了儒学的优秀部分，并很好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不只在东亚，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也越来越突出，儒学的普世主义思想也越来越具有现实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