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驹
在最光辉灿烂的时候把生命一下子玩到尽头，
就是永恒。
——黄家驹
谨以此文，纪念黄家驹逝世二十五周年
黄家驹二十五周年祭
再见青春，理想不死
文| 群学君
如果没有黄家驹，我只是灰色小城市中一个反叛少年。是他为我带来了一个反叛者起码的价值观：和平与爱、人的平等、对理想的执着……当然现在看来，这些概念都不免空洞和简单，但对当时一个惨绿少年来说，那几乎是感召，让我们知道了反叛不能无因，自由需要担当。
——廖伟棠
01
时光退回到整整三十年前。
1988年10月15日，星期六。北京首都体育馆。
晚上，这个可以容纳将近两万人的体育馆坐满了人，他们都是来听演唱会的。那个年代，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嗷嗷待哺的渴求，各种文化产品，尤其流行文化产品的供给，依然显得疲软。所以，即便首体这么大的场馆，演唱会也根本不用宣传，只要在《北京晚报》四版随便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登一则小广告，说明演出时间和阵容，基本上都能坐满。
这一次，北京观众们将要面对的，是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名字叫Beyond。
1988年，Beyond在长城
所有的观众都充满好奇、兴奋——这是首都体育馆第一次迎来香港艺人的专场演唱会。虽然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好几年前就谈妥了，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到真正回归的那一天，香港的神秘色彩和巨大吸引力就不会有丝毫消褪。两年以后，艾敬不是还在呼唤：1997快些到吧，让我去那花花世界，给我盖上大红章！
其实台下的北京文青们不知道，台上的那几个年轻人要紧张得多——他们的乐队组建五年了，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的观众，而且是一群听不懂粤语的观众！
不出所料，演出效果很惨淡。据说刚进行到一半，就有半数观众离席。不过也有懂行的留下来，其中就包括崔健——在整个八十年代，对于大陆人来说，这个名字就是摇滚的代名词。为了向他致敬，黄家驹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唱了一首《一无所有》。
说这次首秀是“铩羽而归”，一点也不为过——尤其是跟几年后的“魔岩三杰”在红馆的风光相比。
魔岩三杰
1994年，“魔岩三杰”和唐朝在红馆举办专场。演出开始前，何勇就狂妄地指名道姓挑衅四大天王，说除了张学友会唱点歌，其他三个都是小丑而已。引得天王们的粉丝撕烂海报，围堵红馆，差点让演出流产。
然而演出正式开始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不仅四大天王悉数到场，并且在整整三个钟头里，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跟着台上尖叫、摇摆。黄秋生在台下撕烂了衣服跟着何勇狂奔。
演出结束后，红馆三分之一的椅子，被嗨到爆的观众们砸烂。
94红磡，成为中国大陆摇滚音乐史上的神话。
02
魔岩三杰在香港“踢馆”，大红大紫的时候，距离黄家驹猝然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刚刚风光了没多久的Beyond，早已失去了灵魂。
造化总是弄人。
魔岩三杰没有想到，红馆的盛况仿佛在冥冥之中预留了中国摇滚乐衰落的伏线，而黄家驹的去世，反倒成为Beyond神话的开始。
高晓松说过，在整个华语音乐世界里，黄家驹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之一，也是当年光芒万丈的摇滚乐时期最重要的旗手之一。
这个评价是不是过誉，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高晓松这样的六〇末一代到八〇末一代，黄家驹和他的Beyond无疑称得上两代人的精神初恋。对于这两代青年而言，第一次认真思考“理想”两个字，不是来自陈词滥调的教科书，而是来自黄家驹略带沙哑，却有血有肉的歌声。
就像作家廖伟棠说的那样：
如果没有黄家驹，我只是灰色小城市中一个反叛少年。他为我带来了一个反叛者起码的价值观：和平与爱、人的平等、对理想的执着……当然现在看来，这些概念都不免空洞和简单，但对当时一个惨绿少年来说，那几乎是感召，然我们知道了反叛不能无因，自有需要担当。
黄家驹
整个八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与商业文明高度结合，娱乐经济达到高峰，四大天王最火的时候，一人一年出四张唱片，两张国语、两张粤语。然而商业化有他致命的问题，关键之处，不在于像高晓松说的那样，“缺少振聋发聩的声音，缺少精英的呐喊”，而在于它被市场和资本裹挟，只能允许一种成熟的产品模式存在，不管这种你侬我侬甜甜蜜蜜的主流模式已经成熟到怎样单调、乏味和程式化的地步，也不允许艺人轻易越出雷池一步。
这就是黄家驹生平最痛恨的事：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音乐。
尽管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大幕和香港的市井文化几乎不需要Beyond这样的角色，但他们还是顽强的活下来了，仿佛一个冒险的实验。用廖伟棠的话说，黄家驹“实验了在商业高度发达社会另辟蹊径的生存的可能性，实验了成熟至程式化的粤语歌坛坚持个性的可能性”。其音乐本身姑且不论，在那样的商业氛围中，这种实验存在本身就足够叛逆了。这也是Beyond在此后长期保持影响力的原因。
并且，商业化程度越深，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对大众的吸引力就越强。
03
更重要的是，黄家驹和他的Beyond，恰恰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人价值观的分水岭上，洒下一束光。
整个八十年代，“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革命理想主义口号对大陆年轻人还能保有强大的感召力，但八十年代末的风云变幻，一度使民众陷入对前景的迷惘和对家国的省思中，大陆如此，香港恐怕更甚。
黄家驹当然是个敏感的音乐人，加上填词人刘卓辉的出现，一拍即合，Beyond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开始被时代催生了。
《大地》从台湾归乡老兵的角度反思当代中国的变迁，《长城》质疑固有的国家认同符号以及它代表的保守自封，《岁月无声》和《农民》表现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坚忍、无奈与希冀，这在粤语流行歌坛罕见。《光辉岁月》和《Amani》既有对平等与和平等基本价值观的诠释，同时形象鲜明内含反思，像“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这种表述就是来自诗人一样的发现与隐喻再现，具象化了曼德拉追求的种族平等，对于普通听众也发人深思。（廖伟棠：《Beyond最后的超越》）
这些基本的价值观，现在我们称作“普世价值”，在九十年代早期，黄家驹和Beyond的音乐，为当时的陆港青年埋下了它最早的种子，虽然单薄，但要要记得，所有的种子在萌芽之初，都是单薄的，关键是，它孕育着未来的希望。
04
默多克说过一句话：要想提高一份报纸的销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降低他的品味。
有人拿相同的逻辑来批评Beyond，认为他们的流行，正是因为“浅薄”：
客观地说，若论音乐性，Beyond的音乐谈不上有多出众，仅仅是比那些流行歌多一点音乐质感；论时髦，他们的音乐也不及达明一派或林强；论人文色彩，他们又不及罗大佑和黄舒骏；论摇滚的通俗性，甚至不及当时的黑豹……换句话讲，把Beyond放在整个华语音乐范畴内，他们毫无优势可言，但他们恰如其分地取了一个流行音乐的平均值。在歌迷眼中，他们被称作是华语歌坛“殿堂级人物”。对于没有见过殿堂是什么样的歌迷来说，用什么样的措辞都不为过。（王小峰：《Beyond：撒了一点人文作料的心灵鸡汤》）
固然，Beyond谈不上多么“深刻”，也确实没有多少摇滚乐里特别看重的叛逆精神。它可贵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于它洋溢出的天真之气，那是几个本性温良的青年人所特有的天真与冲动，这和老朽颟顸之辈炮制给青年看的心灵鸡汤不同。Beyond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此。
廖伟棠说，Beyond对香港流行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为华语摇滚爱好者树立了摇滚等于“乐与怒”这一观念——“乐”是正视自己的快乐，“怒”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使得Beyond加入到香港抗争歌曲传统中去，此后，每当香港发生重大事件，市民要聚集起来的时候，他们不会去唱四大天王的歌，但是会唱Beyond，会唱黄家驹。
高晓松把音乐分成两种，一种是“唱歌”，一种是“歌唱”。他说香港乐坛，绝大部分人是在“唱歌”，很好听、很讨喜、朗朗上口，但是没有灵魂。黄家驹和他的Beyond，是在“歌唱”，因为他们有灵魂。
从这个角度说，黄家驹渐渐远行，当年他最死忠的粉丝们也在渐渐老去，但是，理想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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