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说与孟子的学说，合称孔孟之道。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尤其是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后，更成为两千多年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
但为何唯独孟子能与孔子并尊，尊称亚圣，其学说合称孔孟之道，而不是荀子，合称“孔荀之道”，或别的什么人，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呢？
这当然要从孔孟的学说和命运中，寻找答案了。
众所周知，孔子之后，儒分八家，孟子学说为其一家。
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后，统一思想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史记·李斯列传》载：丞相李斯上书始皇，建议：“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就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大悲剧，孔子的学说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史记·儒林列传》又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成为不可忽视的反秦暴政的力量。
回看李斯之论，有厚今薄古的进步的一面，但其推论是错误的。他把人们对秦暴政的一些不满，归之于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的思想的存在和传播，显然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而国家政治的统一，必然也要带来思想文化的一统吗？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任何形式的思想文化一统，必然成为专制王权的意识形态和施行暴力的工具。我们至今也不能证明，这种思想文化的一统是必然的。
相反，这种思想文化的一统，必然以扼杀人的思想自由，毁灭文化为惨重的代价，以社会的愚昧和落后为难以改变的恶果，而贻害子孙后代。
但继秦而兴的汉朝，“汉承秦制”，在汉初奉行“黄老之术”，提倡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恢复经济之后，就开始“独尊儒术”了。儒学在经历了秦朝的浩劫和汉初的冷落之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汉书·董仲舒传》引董仲舒与汉武帝奏对时建议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会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依然是为了统一思想，不过，与秦统一于法家思想一样，汉武帝也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定儒术为一尊。从此，儒家学说，由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一跃而为天下独尊的一家，成为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说，不受其影响。
那么，儒家学说凭什么会获得如此的尊崇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儒术之所以独尊，根本的原因，还是由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而决定的。
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梁惠王章句上）的小农经济模式基本形成和确定。《汉书·食货志》载：“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秦朝时的人口约两千多万，汉中期的人口上升到五千多万，按五口之家的模式，即多达一千万家。从汉至清亡，人口和土地面积基本都在这个水准上浮动。如何有效地管理这么多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呢？怎样才能使强暴的专制皇权的统治看起来合情合理，而且富有一些所谓的人情味呢？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
比如孔子学说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以及：“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以及：“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以及“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以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矣。”（《论语·尧日》）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等，无不是论证了皇权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同样，孟子学说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道义也。”（滕文公章句上）以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章句上）以及：“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离娄章句上）以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章句上）等等，也是用伦理来论证统治者富有的人情味。
这样以来，孔孟学说就转变成了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与小农经济一起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超稳定的三角版块。其中，小农经济是基础；皇权专制制度犹如金字塔一样，高居其上；孔孟学说起着教化小农、支撑皇权的作用。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专制皇权体制，孔孟学说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动态超稳定的三角版块结构中，孔孟学说与皇权专制体制，以及小农经济各占三角形的一个边。若一边残破，就犹如三角形缺了一个角，整个三角版块的稳定就打破了。稳定一旦被破坏，社会动荡就难免了，所谓的乱世就来了；若孔孟学说与皇权专制体制和小农经济三者基本处于协调状态，那社会的稳定就有了保证。所谓的太平盛世也就出现了。
孔孟学说在动态三角版块中的协调作用，对小农的教化作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皇权专制强暴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
因而，孔孟学说能够发展为贯穿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学，既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是社会的价值标准。
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很好地概括了儒学发展的轨迹：“儒学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曾遇到过四次挑战：先秦时代，由于受到黄河文明的挑战，原始儒学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脱颖而出，从宗族血缘中提炼出一种抵御异化现实的人伦情感和调节人际关系的礼乐规范；汉代时期，由于受到‘大一统’的政权形式的挑战，儒学在‘阴阳五行’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整合，从而将世俗的等级制度转化为天地的阴阳法则，将朝代的历史变迁比附为五行的轮回流转；宋明时代，由于受到宗教信仰的挑战，儒学改造并吸收了道教之‘玄道’学说和禅宗之‘佛性’理论，从而以‘理学’和‘心学’这两种方式建构了内在超越的形而上学体系；近代以来，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全球性挑战，儒学也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种种不同的姿态来进行‘应战’。相对于这四次‘挑战’的每一次‘应战’，都使儒学获得了历史性的丰富和阶段性的变迁。”儒学始终与皇权专制与小农经济共命运。
辛亥革命后，两千多年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皇权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儒家学说也因不适应民主共和政体而失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但当时尚无什么学说能够实际取代儒学的主导地位，因而，一度产生了信仰危机。更何况，作为儒学存在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在这场迅猛到来的政治革命中，并未受到什么触动。孔孟之道在广大的农民和农村，以及中下层城市市民和知识阶层中，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所以，尊孔与批孔的斗争，一直贯穿于整个百年历史之中。
那么，作为亚圣的孟子，为何在独尊儒术之后一千年才被尊奉？每当尊孔时，他是否跟着沾光？每当批孔时，他是否也跟着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