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客者，上个世纪山东来陕西关中以擅长种瓜为谋生之人。
1971年夏天，我插队当知青的陕西省武功县桃园大队南堡一队的30亩西瓜就要开园了。队里派我到瓜地当会计，任务是管好瓜地账务，最后按三七分成，瓜客拿三成，队里留七成，秋后分红可就指着这块瓜地啦。种瓜的是来自山东菏泽的瓜客老袁，老袁五十开外年纪，是那种典型的身高力大的山东汉子，说话嗓门大，瓜也务的好。第二天，我就打了个铺盖卷来到了村西约一里地的瓜地，那里已经搭好了一个挺不错的庵子，那是我和老袁的“家”，那段时间无论白天晚上我们都住在瓜庵里，
每天早上，我都会跟着老袁把已经成熟了的西瓜摘下来堆到瓜庵旁，队里来几辆架子车拉出去卖，剩下的我们就在地里卖了。我除了帮着老袁卖瓜，就是记个流水账，收一下外出卖瓜回来的钱，每天晚上做一个小结，等几天收的钱多了,再跑趟公社信用社把钱先存起来，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我那时一个年轻知青娃，腿脚勤快脑瓜灵活，干的顺风顺水，因此老袁和队里都对我这个瓜地会计十分满意。
到了晚上，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老袁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军队 里当了十来年兵，随部队走南闯北地去过不少地方，还真有些见多识广,简直就是个“故事库”。我和老袁躺在瓜庵里聊天，主要是听他给我讲一些过去的经历，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我一个不到十八岁的少年，能天天听着过去从未听过的那些奇妙的故事慢慢进入梦乡，那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很留恋那段奇妙的时光，试想想，在那个单纯而又有些荒唐的年代，每到寂静的夜晚，当村里人都已酣睡，田野里秋虫此起彼伏到处鸣唱的时候，在村外那个瓜地的庵棚里，命运把一老一少两个异乡人连在了一起，他当时是国民党“兵痞”漂泊在外躲“运动”，我是少小离家该上学时却做了农民，父亲还处在“臭老九”的逆境中，我们自然就有些共同语言。瓜庵夜话，越聊越近，“猩猩相惜”，越处越好，哪天晚上不说到夜半都不会睡觉，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忘年之交。
到瓜地快摇园的时候，有天晚上老袁问总共卖了多少钱？我告诉他已经有两千了，根据协议，他最少可以分得600元。老袁听了非常高兴，600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我说老袁,你可真行啊，我们全队200口人才有1400元，你一个人就600元。
老袁说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头一次挣这么多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今年雨水好，他出了大力气，还夸我帐也管的好。
我说这么多钱，你可怎么花呀？
“我有用，我要去一趟四川。”老袁说。
“你不回山东，去四川干啥？”
老袁突然就不说话，他起身坐起来，脸上没了笑意，一下子凝重起来。眼睛死死盯住我一会，像是下了很大决心后慢慢地说：“小吕，我和你相处了一个月，认定你是个好娃，我很看重你,你今后肯定也会离开这里，说不定还会干大事,我今天就把我的事全告诉你吧，但你一定不能给谁说出去。”
“老袁，你还不相信我？你放心，我一定不告诉任何人。”
好，那我可就告诉你了。你知道,我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了十来年，1947年夏天，我们部队驻防徐州一带，我那时身材高大,年轻力壮，人长得精神，腿脚又勤快，本来在机枪班当班长，我们营长很喜欢我，就把我调到营部当了勤务班长。营长姓李，是四川人，营长的太太是他当初从老家找的个女学生，人长得很漂亮，小巧、白净，说一口很好听的四川嗲话，对人也很随和，当时也在营部住着。他们俩口子对我很好,我也尽心尽力地伺候他们，因为营长太太也姓袁，后来还把我认了个弟弟，我们就姐弟相称，有时候他们吃饭还叫我作陪。有天晚上天气闷热，营长两口子喝酒，把我也叫上，三个人一起喝。喝到小半夜，营长已经醉的不省人事，喝趴到桌子上了，我和营长太太也已喝的半醉，营长太太就让我先扶她回房休息，我扶着她回到房间让她趟到床上，正准备再去背营长时，突然脖子就被营长太太两手合拢给勾住了。我当时吓的要命，就用手去掰她的手，谁知她越楼越紧，嘴里喃喃自语：“弟弟，别走，姐要你别走。”说着就把她滚烫的身子死靠到我身上，随手揭开了自己的上衣，瞬时，那对雪白的双乳挺挺的就贴到我的胸前了。我当时一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儿，哪经得住这般撩拨，再加上平时在心里就很爱慕她，脑子一热，血一下子就涌到了头顶，几下就扯光了衣服，跟着就上了营长太太的床 ……
过后，我非常害怕，这种事以前部队也发生过，做了事的不是让长官给毙了，就是给打成了残废。我吃了豹子胆了？咋就敢上营长太太的床呢？我可怎么办啊？
第二天我吓得都没敢正眼看营长，一整天过去了也没发生什么事。第三天、第四天……都平安地过去了。营长和太太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对我还像以前一样好。但我心里还是发怵，暗自提防着，那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啊！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营长把我找去说：“袁子，你跟我时间也不短了，可我的官阶小，想提拔你也不容易，我有个军校同学，姓张，是我的把兄弟，在绥靖区当团长，他那里要个警卫排长，我给他说好了，你去那里会有前途的。”
我当时正惶惶不可终日，听了这话，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营部，到张团长的部队当了警卫排长。我这人无论在哪儿都听话，勤快、有力气，有眼色，很快就取得了团长的好感，慢慢地我也就成了他的亲信。
到1948年冬，淮海战役开始了，那次国共双方都摆出了决战的架势，但国民党气数已尽，我们也都感到打不赢了，军心不稳，天天都有开小差的。有天晚上，张团长突然把我叫去，神情黯然地告诉我：“袁排长，你的老长官李营长死了。他那个部队被共军围得铁桶一般，突围时身上的枪眼被打得跟筛子似的。李营长是我的把兄弟，现在他死了，有件事我就不能不告诉你了。你和李营长太太的事，是他们两口子心甘情愿的。他们结婚5年都没有孩子，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了“借种生子”，于是就看上了你，后来的事情都是他们安排好了的。我告诉你，那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是个男孩，都半岁了，开战前，李营长把太太和儿子送回四川老家啦。现在他太太和孩子成了孤儿寡母，我就把她们托付给你了，怎么说，你也是那孩子的亲爹啊！这仗我们肯定打不赢了，我也不一定能活下来，这是李太太的地址和我给你开的特别通行证，你今天晚上就开溜，我们能活一个是一个吧。”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静静地听完了团长的话，我先是气愤，因为我一直被蒙在鼓里，担惊受怕了那么长的时间。后来又有点高兴，“我姐”那么漂亮的人竟然能看上我，还和我有了个儿子，这个儿子无论像我俩谁都一定会长的很漂亮。我当即给团长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我有儿子了，这种突然而来的幸福使我不知所措。情急之中，我想到怎么也要给儿子有个见面礼吧？就找来了几样弹壳、铁丝和胶水，很快就做了一只很漂亮的弹壳小手枪。然后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消失在夜色里了。绥靖区离菏泽本来就不远，凭团长给我的那张特别通行证，我只用了三天功夫，就悄悄地回到了我的老家。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那儿已是解放区，我这号的算反动军官，一回去就被严格看管起来，天天审查交待，哪里也去不了。我心里整天就想着她娘俩，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直到五二年，政策好像宽松点了，才允许我外出。等我找到李营长的老家，哪里还有她们母子的影子？那里的人说，刚开始见过营长太太，还带着个小男孩，后来解放了，她自然就成了反动军官家属，谁都敢欺负她，被整得实在呆不下去，就带着孩子走了，去了哪里，没有谁知道。我悔的肠子都青了，我为嘛非要回那趟家，当初要直接去四川就一定能找得到她们。后来我一直不死心，到六零年，全国都在挨饿,我在一个煤矿死干了一年，身上揣着赞下的200多块钱，又去了一趟四川，我想她们肯定也饿的不行，我一定要帮帮她们。可又不巧，那里有人说她们确实回来过一次，那孩子都十多岁了，有人见过，但没呆几天就又走了，还是没人说得清她们母子究竟去了哪里？
老袁离开南堡村的那天，队长派我拉了一辆架子车，把他的行李装上,一直送到了武功县城。我把他送上开往四川的火车，在列车即将开动的那一刻，我和老袁四目相对，心里有些酸楚的感觉，我看到老袁这个山东大汉的眼眶里有泪水在溢动，我俩都知道，这一别，今生恐难再见。在列车刚启动的那一刻，老袁突然伸出身子，朝我大声喊到：“小吕，别忘了俺啊。”
我向他招招手，也大声喊着：“老袁，你一定要找到儿子，就是这次不行，你还要找下去啊！”
“对，只要他们还活着，俺就一定能找得到。”
——这是老袁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老袁的消息了。快四十年了，他就是活着，现在也年过九旬啦。我始终记着我的承诺，把我和老袁的故事尘封在记忆里，没有对谁说过。就在去年十月，单位组织职工去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考察，在从西安乘火车去济南的途中，却意外地路过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名，我猛然想起，菏泽，这不是瓜客老袁的家乡吗？蓦地，老袁的身影一下子从尘封的心底里冒了出来，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夏天，桃园南堡、秋虫鸣唱、一片瓜地、那座瓜庵、18岁的我和老袁、以及他的故事，这些情景顿时就汩汩的往外冒，想档都档不住。于是我放开了记忆的闸门，想把我和老袁以及老袁那凄美的故事写出来。当然，老袁最终到底找到了他的儿子没有？现在看来只能永远是个谜了。不过我想最终的结果无非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老袁找到了营长太太和他们的儿子，而且他的“姐姐”也一直独身未嫁，于是他们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和儿子“全家”团聚，那把弹壳小手枪儿子没能玩上，倒让孙子给玩了。老袁结束了漂泊生涯，儿子和“姐姐”都对他很好，他幸福地渡过晚年，儿子给他们养老送终。这是我最期盼的结果。
第二种，是老袁最终虽然找到了她们，但营长太太早已嫁人又有了家庭，而且从来没有给儿子说起过还有“老袁”这么个人，他的“姐姐”对他的到来不甚欢迎，让他只是以当年李营长的部下来探望一下而已，决不允许他把真相告诉儿子。老袁只能见到他的儿子却不能相认，那把弹壳小手枪他自然是没法拿出来，从此老袁死了心。只是每每想到他还有个儿子时，心里还有一丝丝安慰。
第三种，是老袁不但那次的四川之行没有找到他们母子，而且以后还去过几次，把他一生的积蓄都花在找儿子上，却始终没有他们母子的消息。后来老袁终于老了，再也挣不到钱，就是想找也找不成了。最后在哪个寒冷的冬天，老袁孤独的死在了他家的那间土房里，人们在收拾他的遗物时，除了那把弹壳小手枪还发出黄铜的光泽外，其他的东西都已破烂不堪。最后，一个参与埋葬老袁的人拿走了那把手枪，给他的儿子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