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诞生是伟大的历史进步。史学界有一位泰山北斗叫钱穆，20世纪六十年代，钱先生在台湾接见美国学者邓尔麟时，向他谈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是它的核心在哪里？在这样一个博大的体系中，起着最深层的影响的东西是什么？钱先生说只有一个字，就是“礼”。他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一个家庭到整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是由“礼”来笼罩的。
我们中国幅员如此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的风俗差别非常之大。西方人是以风俗来划分国家的，如果按照西方人的观点，这么大的差别，就是不同国家了。可是在中国，不管你的风俗有多么不同、方言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在“礼”这个层面上都是认同的。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准则。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就非要了解“礼”不可。
近代以来，每当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抨击的时候，“礼”总是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革命时，对“礼”的冲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说，“礼”就是奴隶制。《论语》上有句话叫做“克己复礼”，江青说“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江青把礼与奴隶制直接划了等号，它的恶劣影响，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肃清，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这个“礼”来正名。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谈对“礼”的认识，那么，我要说“礼”不仅不是反动、落后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在中国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谈到礼，就不能不去找它的源头，就一定会从“周公制礼作乐”谈起。大家知道，殷周之际，武王伐纣，把商朝推翻了。那时候武王身体不好，几年之后，武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成王年龄幼小，还在襁褓之中，不能亲政，于是就由成王的叔叔周公来摄政。这个周公非常了不得，原本是一次寻常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经过他的手，就变成了天翻地覆的一场体制和思想领域的革命。
清华的前辈学者王静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古代二千多年文明，政权发生过很多次转移，但大多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只是天子换了；这中间只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就是武王克商。拿今天通俗的话来说，殷周革命就是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制。殷商是奴隶制，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可以看到，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杀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奴隶或者战俘来殉葬。殷墟的王陵区有上千个祭祀坑，一个坑往往埋有十个被杀死的人。处于社会底层的战俘和奴隶，没有尊严可言，他们的价值与牛、羊、猪一样，不过是奉献给神的牺牲。殷商时代的青铜文化非常灿烂，我们所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许多最为雄伟、精美的青铜器，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但是，殷商王朝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质文明虽然相当发达，但它的精神文明却是一片空白。殷墟出土十几万片甲骨告诉我们，商王无论什么事情，包括明天下不下雨、打猎能否有收获，乃至做了什么梦等等，都要占卜，这是一个神权的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完全失调，只能依靠暴政来统治人民。所以，牧野之战，七十万刑徒前途倒戈。一个物质文明那么强大的王朝、像纸房子一样顷刻之间就倒了！如此迅速的变化，令人感到惊讶不已。
《史记·周本纪》说，周公晚上睡不着，就去找武王，发现武王也没睡。他问武王：“你怎么还不睡？”武王说：“我哪里睡得着？一个国力那么强的王朝，顷刻之间就灭亡了，我们如何避免重蹈它的覆辙？”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摆在周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历史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和思考。他发现商朝前期的一些王还是很好的，特别是像祖丁啊，武丁啊，有的在位五十多年，有的在位七十多年，当时国力非常强盛。到后期的那些王，在位时间都不很长，或五六年，或三四年，都是短命的王。周公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失德。周公认为商朝的灭亡不是由于天命，而是由于他们失德。失德者失人心，失人心就必然灭亡。所以我们今天在《尚书》还可以读到很多篇周公对当年臣下的训诰，他反反复复提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商朝亡国的教训并不远，就在夏的后面。那么怎么办？他提出一个口号，叫“明德”。周公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把“明德”作为执政纲领的政治家。为了保证这样一个纲领的实施，周公制定了一系列人性化的制度，后人称之为“礼制”，这就是著名的周公“制礼作乐”。
德政要怎么样体现？德政要有制度来加以保证。周公设计的这套制度跟商朝截然不同，王静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又自其表言之，则故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又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周公那样一种深思熟虑、制定的体制那样完备，后面有多少个朝代都在跟着往下走，但他们根本不能想象、也无法明白周公的用心和胸襟。王静安先生在概括了周公制定了一些礼制之后说，周公用来纲纪天下的宗旨是什么呢？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执政，不是靠行政权力或者暴力，而是靠道德。首先要谈到的，只有理解了道德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
我们现在读《尚书》，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它里面很注重民意。它里面有一篇非常著名的《酒诰》，商朝人很喜欢饮酒，惟长夜之饮，喝得连日子都弄不清了，最后亡国了。周公就告诫自己的官员不要酗酒，谁要是酗酒就把他杀了，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他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意思是说，要把老百姓对执政者的反映当作一面镜子，而不要仅仅把水当作镜子。《尚书》里还说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威）自我民明威。”以前人们讲到周朝的时候，总是说周朝人爱讲“天命”。其实周人的“天命”是个幌子，他讲的是天，实际上是在说人民。《尚书》里还有那样一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这么说的证据，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之所见，是通过人民的眼睛得到的，老百姓看到的，就是上天所看到的；天之所听，需要借由人民的耳朵，老百姓听到的，就是上天所听到的。这是一种何等进步的思想！江青说周公代表的是奴隶制，简直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天下哪有这样的奴隶制？周人的这种思想，把人民看作是社会之本，我们把他叫做“民本主义”。
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从商到周，是从奴隶制迈向了封建制，当然这是有争议的，比如郭沫若就说到战国时才进入封建社会。文革之前，学术界里多数学者认为西周时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殷周之间差异实在太大了。有一位叫方东美的台湾学者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觉得可以和王静安先生的话相互印证。方先生说，殷周之际是历史上变革最为巨大的时代，殷是一个神权主义的时代，而西周则是进入到了人本主义时代。他说，殷商是神话时代，当时的古希腊也处在神话时代。中国的神话时代比较短，因为中国从西周起就进入了人本主义时代，而古希腊直到我们的战国时期才转入人本主义时代，所以古希腊的神话特别发达，我们的人本主义思想特别早熟，这是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周公制礼所规定的一套制度奠定了我们两千年文明的底蕴，在他之后，基本上只有量变，没有什么质变。中华礼乐文化的底蕴在这时就奠定了。
孔子非常推崇周公，他说过“我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这样的话。他认为周公推行的制度最好，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赞成周公的德政，但是德在内心，外边看不到。于是他把德理解为一个“仁”字，说“仁者爱人”，有德的人必然最懂得爱人，懂得珍视人的价值，懂得尊重别人。后来，孔子的学生把孔子仁的理念理论化，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那时候百家争鸣，很多人提出了各自的政见。但凡一个思想家，在提出自己学说的时候，总是要寻找自己学说与人的特性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找得越好，越符合人类的特性，就越容易推行。法家认为人都怕死、怕受刑，所以主张用法来治国。道家认为人都不愿意受束缚，不愿意受限制，所以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儒家不然，儒家认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的喜怒哀乐之性最值得尊重。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它有天然的合理性，所以执政者应该尊重人性，“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喜欢暴力，就不要把暴力强加在人民头上；你不喜欢痛苦，就不要把痛苦强加于人们头上。但是，如果把人性的合理性过分的张扬、无限的夸大，不许有丝毫的约束，那就无异于把人等同于畜牲，牛马之性不需要受到约束。人性不能自发地达到一个无过、无不及的理想位置，所以要教育。人跟动物的不同之处，是人能接受教育，《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修正人性之道就是教育。
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一些典制上，到孔子之后，又加进了一套修养性的东西，一套教学方法。到了荀子，他把法家的东西吸收了过来，把礼和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礼学的体系，影响非常之大。礼学体系内容非常庞大，包括理论形态、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修身养性的东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