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商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鲁商创造的独特的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1、鲁商形成的历史条件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越业越多，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贫穷，国家不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国家当局允许人民经商，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商鲁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同齐国相比，鲁国相对保守一些。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松环境，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不仅对男人，而且还劝妇女参与经商。经商的行业主要是鱼、盐、漆、布、帛等
2、齐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和货币
齐国就非常注重招商引资和货币的形成。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
3、齐国的工商管理
管仲全面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春秋战国时，齐国还发明铸造铸造了刀币，而且被许多国家所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西汉时临淄人口达50万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少的数字。
4、鲁商的经商之道
鲁商的经商之道，最早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而且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陶朱公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品"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为经商的好去处。故到此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商人为取得经营的成功，还需对经营的商品和在经营中形成的各种关系采取一定的计谋策略，予以妥善处理。要关注商品的质量，贮藏好货物，即"务完物"，使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外，还要针对不同商品的自然属性，加以适当管护，如对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商业经营活动内部关系，要以"能择人"的方式予以解决。良好的业务作风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保障。其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热情周到的服务，为商人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而善于处理主仆关系，会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上下精诚一致获得经营的成功。刁间就喜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奴虏，并大大提高他们的待遇，以致出现了宁做刁氏奴，不为国家自由民的怪现象。由此，刁间积聚起"数千万"的商业资本。5、与商业发展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和经济学思想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我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内涵丰富的齐鲁商业文化，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