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的路被一座山挡住，我们只能绕过去。这样虽然要多走一些路，但却能保证到达目的地。
因此，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不懂得后退是不行的。后退是一种策略。不懂得后退的人，往往难以达到目的，还可能碰得头破血流。
后退就得有牺牲。中国象棋中有“丢车保帅”一招。丢了帅，就等于认输，因此为了保帅，丢车是在所不惜的。
东汉末年，汉献帝被叛军软禁在长安。他利用一个机会逃了出来，奔向洛阳。叛军骑兵紧追不舍。此时老臣董承提议把身上所带的金银财宝都扔到路上，最后连皇后的首饰都扔掉了。
追兵看到地上的财宝，都跳下马来拾取，军官叱责也无用。因为他们拾到的财宝足够用一辈子了。这样汉献帝得以保全生命，逃到洛阳。
命与财宝相比，当然是命更重要，因此这个牺牲是值得的。
后退是为了造就自我进取的资本。身处竞争时代，首先应要造就自己进取的资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种坚韧和执著，用知识和学问来武装自己的心灵，苦练坚韧之功。
曾国藩平生爱好学习，从少年至老年，没有一天不读书。他受书籍的影响非常大。他所说的：“心灵不牵执于物，随遇而安，不为以后的事操心，专心过好现在，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常依恋。”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而曾国藩竟然能在读《易经》时体会出来。曾国藩受书籍的影响，实在是非常深。
对于人生的进退，最易造成两种错误的行为，一是盲人骑瞎马式莽撞，一是自暴自弃的沉沦。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也有不愿退却的时候，如拒交关防一事，则看出他也有争的一面。
曾国藩任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显然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一久，军无战功，清政府便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不忍心离去，自己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客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有人给李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他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之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的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因此，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曾国藩不得已启程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潮，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遂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制自己复杂的心情。睡后，则不能成寐。“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后二天，他每日只看《湘阴县志》，并将此志寄还。从第四天开始上半日处理文件，见客：下半日与晚上便开始抓紧时间读《国语》、《古文观止》。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怅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1869年）一月九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他“感激涕零，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这样一来，曾国藩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他将《战国策》、《左传》反复阅读，目的是在进见皇太后、皇上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
曾国藩一生中几进几退，但每次面对困境时他都能冷静面对，从容找到出路，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能在官场中纵横数十年的资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