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的误读史”分享会现场。
编者按：几十年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学术作品在中国被广泛讨论。至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已有13个翻译版本。值新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之际，北京世纪文景邀请该书译者和研究者阎克文以“《新教伦理》的误读史”为主题进行了分享。本文根据阎克文在会上发言整理。
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的误读史，我觉得甚至可以写一本很大的书了。从1904年到现在，114年了，这本书大概一直在世界各地被人误读着，在我们这儿尤甚。因为在中文读者当中，除了当时的德国人和后来的欧洲人以及美国人的误读之外，又多了一层中国式的焦虑：我们什么宗教伦理都没有，哪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呢？
我觉得这是对《新教伦理》的阅读方法问题。从韦伯本人规划来说，《新教伦理》是他整个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应用范本。说是应用范本，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开创性的话题；其次，韦伯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的第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一员，这个话题带有明确的针对性，所以当时一出来，就在德国首先引起了一些争议。
《新教伦理》发表之后，很多人认为，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从经济决定论走向了文化决定论，这是最致命的一个误读。其实，文本本身已经很清楚地说了，这只是一个尝试，或者说，只是一个预备性的研究，不是一个结论。
但是有些学者，特别是影响力比较大的学者，后来对“新教伦理”阐释中，都有这样容易让人引起误会的地方。很多人都认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乃至和资本主义形态有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韦伯在他的文本里已经断然否定了这么一个因果关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100多年以来，还是有这么多人一茬接着一茬这么认为。我认为这还是一个阅读质量的问题。我相信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熟悉这个文本，我从个人角度，说点我自己的想法。
帕森斯有一个说法，他说，韦伯开了先河，把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对人的行为系统的决定性作用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这是在过去别人没做过的。因为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价值系统对人的行为系统的决定性作用被广泛忽视了。韦伯试图从经验理论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阅读点。
再一个就是韦伯把资本主义做了区分，这也是过去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他做了类型学上的划分，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从结构和动力上说，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传统型的，一个是现代型的。传统的资本主义，这个从法老时代就有了，在中国来说，夏商周那时候就有了。它和现代资本主义是两回事，是两种系统。
阎克文
第三个问题，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是多元因果力量作用下的产物，新教伦理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也只是多元化的决定性力量之一。他认为，除了新教伦理之外，还有其他的种种决定性因素，新教伦理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如果比较仔细地读完这个文本，我相信一般读者都会发现，或者清醒地意识到，韦伯说了一个什么问题。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精神也好，资本主义形态也好，它和新教伦理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现代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的意外产物。这就是他通过历史考察，最后得出来的逻辑结论。
按照他的论证，新教伦理和历史上其他的观念系统已经有了本质性的不同。首先是它对于劳动和财富的重新评价，颠覆了天主教1500年的观念统治，使得劳动和财富不再是一个消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路德把《圣经》翻译成精彩的德文之后，突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那个天职观。
通过天职，就是投身于天职和恪尽你的天职，才能得到救赎。韦伯觉得这里的因果关系很清楚，特别是路德的天职观到了加尔文更激进的阶段之后。加尔文又提出了一个得救预定论，我们纯世俗文化系统当中成长起来的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这个，一个基督徒面对救赎焦虑的心情，无休无止的那种焦虑。加尔文的说法是，只有上帝命定的少数人才有资格获得救赎，绝大多数一定要进地狱的。但少数人是谁？这是上帝开的一个秘密名单。对于教徒来说这个事就很严重了。所以你要想争取进入上帝的名单，就得踏踏实实地遵循自己的天职或为以此为目的，拼尽一切努力去增加上帝的荣耀，来证明你值得上帝去救赎。虽然名单是不确定的，但每个人都还是有希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读它的一个感觉，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就是焦虑诱导的观念系统。人在面对不确定的前景时，都会有焦虑，特别是新教徒，这种焦虑更是无休止的、终生的，他就是为了救赎。
这样就意味着，他在遵循天职的时候，记住了只要是自己认真负责做出的正当职业选择，就要一以贯之，要在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建立理性的因果关系。确定了因果关系去操作，而且是无休止地去认真操作，就有可能获得这种救赎。所以韦伯通过考察认为，整个这一套新教伦理，对于塑造新教徒这个群体的人格类型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的理性化作用，并不是我们经常理解的那种头脑冷静，不是沉住气、轻易不动情绪的意思。他这个“理性化”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建立一种井井有条的因果关系，让手段和目标本身都有一定的可预期性。在这种情况下，你获得的结果就是可以预期的。
这样的话，新教徒就可以按照这种预期的理性化路线去安排自己毕生的生活。就算一个烤地瓜的，或者卖报纸的，他如果兢兢业业去做，就是在履行着他的天职。他履行天职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最后获得上帝的恩准，给他救赎。对于新教徒来说，完成这个理性化的目标，要比生命还宝贵。
为了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需要一步步去确定每一个阶段的目标，这样正当选择的职业做到头，就是完成天职了，就有可能获得上帝的救赎。在这个情况下，塑造了新教徒群体的人格方式和人格类型。按照韦伯说法，大概200年以前，那时候信教徒做生意从来不讨价还价，不随行就市，不跟人玩什么把戏，整个交易过程给人一个稳定的预期行，亏了也不悲，赚了也不喜，这样一种理性化的观念系统，慢慢就这么把他的人格类型塑造出来了。
比如现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必不可缺的一种方法是为了完成理性化的目标，采取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把这个投入到完成目标的过程当中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在他这个行为系统看上去比较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整个经济系统形成不是信教徒原来的初衷，他的初衷完全不是为了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完全没有这个考虑的。
他唯一的、终极性的考虑就是为了获得救赎。这种无休止的焦虑，我们纯世俗的文化人可能不太容易通过移情能够体会到。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在这种焦虑诱导下的观念系统，塑造了他们的人格类型，最后慢慢扩张导致了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系统。
按照韦伯的说法，这是它的一个意外结果。当然，如果我们说，单靠新教伦理的系统就能产生意外结果吗？也未必。韦伯在文本本身已经简要提到过，当然没有详论，他是放在其他地方去详细论述了。他简单提到什么呢？新教伦理只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多元因果要素的一元，其他的“元”还有若干。
比如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之一：自由的劳动力组织。如果这个组织系统想要稳定地、持续地存在下去，在市场经济当中发挥它的功能性作用，没有一个法律背景在后边作为支持力量，自由劳动力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起码它的流动，它的交易契约，都是非常困难的，形成统一市场是非常困难的。韦伯已经简单提到了这个问题，当然他在《经济与社会》的第六章到了宗教社会学那部分，他更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那就更系统了。这是法律的背景。
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因果的力量在起作用。他在《新教伦理》文本里面也是非常简要地提示了一下，因为新教徒也参与政治，他有政治要求。这个群体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政治家，按照自身的政治要求和当时的德国甚至整个西欧的政治体制进行政治博弈，这也是多元因果的一个要素吧！他在这个文本里面没多谈，只是非常简单地提示了一下。如果我们细心读的话可以看出他这个提示来，到了《支配社会学》里面就谈得比较多了。
文景2018年版本
整体说来，《新教伦理》误读史把我以上说的三个问题相当普遍地忽略掉了，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形态。韦伯一生都在关心现代性的来源，关心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跟现代性的核心构成物，他的全部经验理论都是在论证这个问题。
“新教伦理”只是他在考察或者发觉现代性的过程中，确定的因果要素之一。同时，在文本的末尾，他也明确地声明《新教伦理》是一个预备性的工作，不是一个结论性的，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它的未来前景。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没有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西部地区的产生，那种自发的唯一性就不存在了。那意味着如果没有新教伦理的话，大概西欧可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也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来了。正是因为有了新教伦理这个观念系统及其派生现象，才使欧洲西部地区的现代资本主义蓬勃兴起，有了它的唯一性。这是在其他地方确实很难看到的一个现象，至少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一个自发现象，只有在西欧才能看到。这个系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韦伯其他文本的话，可能对他论述的路径会有更准确的把握，所以我这些年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能够把韦伯的文本尽可能地介绍给我们中文读者。现在好像还算令人比较满意地开了个头，但我们对韦伯的阅读，文本的阅读，信息的处理，我觉得还是相当漫长的过程。
据我了解，到现在为止，德文版考据本的《韦伯全集》，已经出到52册了，出齐了大概为54册。涉及到对于现代性的起源和因果关系的这方面论断，除了《新教伦理》还有别的文本，都值得去花工夫去读，去了解。不然对《新教伦理》经典文本完整的把握就会出现一些障碍。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00多年了，我们还会有那么多读者会不知不觉地就误读，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提问，我们没有新教伦理，没有这种宗教背景，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上哪儿去找啊？是不是就这么着了？我说，这个是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中的一元，我们还要了解其他的决定性因素。
这里面可以看出韦伯一以贯之又非常稳定的方法论立场，就是他从读完了博士就基本上很稳定地确立的一种方法论立场，就是他反对任何一种单一的或者一元化的历史决定论，不管那是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还是什么决定论，发展到最后，特别是从他的传记资料来看，他对各种各样的一元论都抱有很深刻的敌意。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读韦伯的文本，里面几乎没有意识形态的激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很突出的范本。因为韦伯从读完博士以后，从他的博士论文《中世纪贸易公司史》，到后来坚持了一生的方法论立场，就是尽可能地克制意识形态的冲动，克制所谓价值取向上的无理性冲动。他要求先把事实判断搞清楚，所谓价值中立，实际上就是指的事实判断和事实陈述力求客观性。可以说《新教伦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范本。因为按照韦伯本人的经验判断，他说，一个恪守知识诚实态度的学者，只要他一进入这个价值判断的领域，事实判断的客观性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韦伯一直坚信他自己确立的原则，就是确定了一个稳定的基本价值立场之后，关键就是把握价值操作过程当中的因果关系了。他认为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学术与政治态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思想学术魅力，可能就在于这里，他并不是在那儿宣泄价值激情，或者说诱导甚至强迫读者接受他的价值选择，不是这样的。他是提供了一个因果分析的范本，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如果把握这样一个文本解读的话，可能那种误读就会比较轻易能克服掉，这也是《新教伦理》魅力所在吧！
当然，目前别说在我们这儿，就是在欧美地区，随着宗教世俗化的过程逐渐普及和深入，新教伦理是不是还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疑问了。韦伯在这个文本中就已经表达了这种疑问和忧虑。
但是这个文本之所以还有这么大的阅读吸引力，我相信关键还是他作为一个方法论版本的魅力在那儿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