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要求执政者懂得尊重人，哪怕是一个小民、是一个鳏寡之人，都不要欺侮他，身份更高的人当然就不用说了。那么，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自身又应该如何处世，怎样才能被他人所尊重呢？也就是说，人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才能成为受他人尊重的人，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政府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提升人民的道德水准，而不仅仅是要把经济搞好。如果经济上去了，而人的精神面貌非常之差，那这社会是不能进步的，甚至要灭亡的。商朝的灭亡就是一个教训。
大凡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思想家，在推出他改造社会的理论体系或者方案的时候，他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套理论怎样最大限度地切合人自身的特点。这个切合点找得越准，他那套理论的效果就越好。道家认为人都不希望别人约束，喜欢放任自流，所以主张“无为而治”。法家认为人都害怕刑法，所以主张一切问题都用“法”来解决。儒家认为，人是有丰富情感的动物，因此，所用的政策都要从顺应人性出发。
1995年，湖北荆门郭店乡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楚国的儒家文献，由于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称为“郭店楚简”。大家知道，在早期儒学中，孔子的孙子子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相传今本《礼记》里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等四篇就是他作的。这四篇文章对思想界的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是《中庸》。它们原本收录在《子思子》一书中。大约在隋唐时期，《子思子》就亡佚了。因此，后世的学者大多不太相信子思作《中庸》的说法，认为是出于汉儒之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郭店楚简中居然就有与今本几乎相同的《缁衣》篇，此外，还有一篇《性自命出》，内容和文句与《中庸》颇多雷同，其他各篇与子思学派的思想也如出一辙，因此学者大多认为它们就是《子思子》的佚篇。
郭店楚简里有许多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儒家礼乐思想。例如，其中有一篇说到，圣人治理人民，就一定会顺从“民之道”。为什么呢？他说大禹治水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他遵循了“水之道”；秦人的祖先造父，非常善于养马，这在《史记?秦本纪》里有明确的记载。造父为什么能把马养得很好呢？是因为他懂得“马之道”；周人的祖先叫后稷，种地种得非常好，原因何在呢？是因为他熟知“地之道”。所以，郭店楚简说“莫不有道”，就是说，你要想做好一件事情，首先要了解这个对象它有什么特点、什么规律。“水之道”、“马之道”、“地之道”，都是自然赋予它们的一些规律和特点，属于今人所说的“客观规律”之类。这种东西你没法抛弃它，而只能顺应它。那么，所谓的“人之道”又是什么呢？郭店楚简说，人之道就是人性。人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不学而能、不教而有的天性。具体来说，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儒家认为，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就一定要尊重、要顺从人的这种“性”。
人性原本深藏于我们的生命体内，无所偏颇。但是，当外物影响你的时候，你就会做出反应：是喜还是怒？是哀还是乐？等等。性一旦表露出来，就称为“情”了。儒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强加于他人，因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人性是通的。你不喜欢饥饿，就不要让别人饥饿；你不喜欢战争，就不要把别人推入战争。你喜欢的东西老百姓也同样喜欢，所以要“天下同乐”。从商朝的把人不当人，到周公提出要尊重人，再到儒家提出要尊重人性，这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不仅要把人当人，而且要尊重他的喜怒哀乐，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非常不简单。
说到这里，好像很简单，儒家要求执政者懂得尊重人性，不是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吗？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前提，只说了一半，而且是非本质的一半。为什么？因为人性它有弱点。人跟动物一样，是从动物界来的，动物性与人性，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许多从动物身上见到的那种不好的动物性，其实在人性上都有，比方说贪婪、残暴、争斗、不守秩序等等，这些东西人身上也有。
因此，如果过分地强调人性得自天命，过分地强调它的合理性，不许对它有半点限制，那就是将人性等同于动物性。道家就是这样。儒家认为人性不能放纵，人是动物的灵长，人应该对自己的性情有所把握。有些人很欣赏“性情中人”，我说这要看什么场合。如果过分强调个人的性情，不适当地张扬它，只要是我的真性情，我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那这个社会非乱套不可。举个例子来说，拳王泰森，他跟人家争论起来急了，就把对方的耳朵给咬了。类似的情况，《水浒传》上也有，叫做“一时性起”。像马加爵也是“一时性起”，好家伙，拿榔头一气砸死了好几个人。如果人人如此，这社会非大乱不可。所以儒家认为，人的性情是要用理智来把握的。
那么，人性要把握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叫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人的性情要有一个度，要达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样一种境界。子思的《中庸》，我想很多同学都读过，《中庸》开头有一句话叫“天命之谓性”，什么叫“性”呢？天赋予你的就叫“性”。《中庸》接着说“率性之谓道”，“率”就是沿着，沿着人性去治理民众，庶几乎就是治民之道了，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人性有天生的弱点，任何人不可能生下来的时候，他的人性就是不偏不倚，而且一辈子都不偏不倚，这不可能。所以要通过“教”来修正人性，这个教就是教育。而教育的手段就是“礼”和“乐”。《礼记》说“礼缘情而作”，意思是说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的。但礼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的，《礼记》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孔子有一位高足叫做子游，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孔子曾经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赞扬他的十位最杰出的弟子，人称孔门十哲，后世在孔庙里受到配享，其中文学一科是子思和子夏。孔子还有一位学生叫做有子，“子”是那个时候对人的尊称。有一天，子游和有子在街上闲步，看到一个小孩跟他父母走丢失了，这小孩就痛哭。这个时候有子就借题发挥了，他对子游说：你看你看，孩子一旦见不到父母了，他那种悲伤，又是跺脚，又是哭，又是喊，人性就应该像这样，不要约束他，让他去发泄。可是在丧礼里面，对于“踊”（就是跳脚）却是有限制的，每次只能跳三次，称为一踊；最多只能三踊。在你踊的时候，旁边会有人告诉你：要节哀。有子说到这里，就诘问子游：“为什么要叫人家节哀呢？父母死了，伤心的程度要比这孩子与父母一时走失严重得多，应该由着孝子去尽性情发泄悲痛嘛，这才是正道。”有子觉得自己讲得很有道理，他说准备要把丧礼里面关于踊的规定都给去掉。子游是大儒，识见要比有子高深得多，他听了微微一笑，说“此戎狄之道也”。“戎狄”，是指古代的少数民族，那时文化不太发达，所以还不大懂得礼的要旨。子游接着说：“礼道不然。”“礼道”教育大家不能以死伤身。假如是父母刚死，你不能节哀顺变，悲伤过度，把你哀恸之情尽情地宣泄，结果呢，以死伤身，那边刚死了一个，丧事还没办完，这里又死了人了。这难道是死者愿意看到的吗？所以要节哀，这个“节”，就是节制，“礼”的作用，就是节制你的情感的。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人，父母去世了，他毫无悲伤之心，不念父母之恩，那怎么办？古代为什么死了人以后要穿丧服？这是礼的规定，你必须得穿，目的是要提升你内心的悲伤之情。你早晨起来一看，怎么穿这衣服？一想，原来是自己有热孝在身。每天看到这个丧服，你就会想起老人家生前对于你的种种慈爱，对于你的抚养。因为你对父母的情感达不到常人应有的程度，所以要以此来提升它。而对于悲伤过度的，则要把它降下去，不能以死伤生。悲痛达不到的，要把它提升起来。你父母死了，应该要有悲伤的，不能这样无所谓。目的就是让人的心情要达到合于礼的境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在受到外物的影响之前，喜怒哀乐没有偏向，处在中立的状态。一旦受到外物的作用，喜怒哀乐被诱发出来时，都能恰到好处、合于道的要求，这就是“和”的境界了，和是天下最大的“道”。所以，人的情感不能大喜、大悲、暴怒，也不能怠惰、懦弱、无情，要力求进入“大中至正”之域，这样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文明时代的人、一个脱离了动物境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