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否有5000年，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热点。其中常常被谈及的问题就是：历史上是否真有夏代？尽管我们从小就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把“禹传启，家天下”念得很熟，但是夏朝是一个神话，还是真实存在的历史？
大禹治水
孙庆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参与了山西曲沃晋侯墓地、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和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工作，出版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追迹三代》、《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等学术专著。
孙庆伟
其最新著作《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基本态度：从“鼏宅禹迹”说起
讲座开场，孙庆伟老师提到一件趣事：他原想给自己的新书取名“茫茫禹迹”，不料被李零老师“捷足先登”，他只得“翻墙倒柜”找来另一个词用作自己的书名，那就是“鼏宅禹迹”。
《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
“我们的中国”系列之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
“鼏宅禹迹”四个字，可见于国家博物馆所藏秦公簋铭文。这件秦公簋是民国初年在秦人的发祥地甘肃礼县出土的，上面的铭文提到自秦公的祖先以来，自己的家族都是居住在禹迹的范围内。
国家博物馆藏秦公簋，及铭文（右数三行后四字为“鼏宅禹迹”）
几乎是同时期，在一件原属齐国贵族的叔夷钟上，叔夷也把自己家族的历史追溯到成汤，并提到自己“处禹之堵”。
临淄出土的叔夷钟，及铭文（右四行前四字为“处禹之堵”）
“鼏宅禹迹”与“处禹之堵”其实是一个意思，即居住在禹迹的范围之内。王国维在写作《古史新证》时，就专门引了这两件器物。他说春秋时代东西两大国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无不认为禹是古代的帝王。实际上，在《诗经》等传世文献里，就有很多类似的记载，可见至少在两周时期，“处禹之堵”或者说“鼏宅禹迹”是当时的成语，当时人普遍以“处禹之堵”、“鼏宅禹迹”自居。同样，如果再在先秦文献中做一番搜罗，可以看出在《左传》、《国语》、《尚书》中有关夏代的史料虽然没有系统的表述，但是也颇为常见，比如《尚书》28篇中，至少有4篇都是和夏代有关联的。因此仅从文献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夏代的存在，怀疑夏代是信史。支持夏代是信史的最新材料是北京保利博物馆的一件豳公盨。“豳公”据考证最有可能是周公的后裔。豳公盨的铭文开篇第一句就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众所周知，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一般都是“为王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因某事作某器，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豳公盨的铭文却没有依此惯例。
保利博物馆藏豳公盨，及铭文
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在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文献上会使用直接引语，而把不那么重要的文献改为汉代的语言。尽管从先秦到汉代语言习惯变迁很大，但是不管文本来源如何，“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都是约定俗成的说法。这一现象说明越是经典的文本越不会出错。《清华简》之所以和传世文献差异如此之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华简》的篇章不是那么经典。《清华简》中大部分都是战国文献，尤其是战国诸子文献，而诸子文献在战国时期并非一流的经典。如果发掘出战国时期的《尚书》，甚至于战国时期的《论语》，那么它们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本差别就会很小，因为古人对越经典的文本越有共识。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出土文本未必会胜过传世文本。
当疑古派兴起的时候，学者们开始对夏代的存在有了疑虑。顾颉刚先生说，“知在殷商以前确有此一朝代；……禹究竟与夏人是否有血统上之关系，又属疑问”。一直到晚年顾先生都认为大禹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不过他怀疑的是禹的属性问题，而不是夏代是否存在的问题。陈梦家先生则不一样，他认为夏世即商世，夏代的世系实际上是从商的世系中虚构出来的，禹实际上是商人之祖，夏商帝王名多相重复，他列举了6条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事实上，至少在夏代之有无这个问题上，最疑古的不是顾颉刚先生，而是陈梦家先生。
顾颉刚
陈梦家
此外，胡适先生当年也认为“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仿佛错误还有高低之分。在他看来，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信的，以后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但是不到两年，胡适先生就转而信古了，甚至在殷墟发掘以后，他还专门跟夏鼐先生提出，若有机会想要研究殷墟出土的器物。
尽管如此，疑古之风在史学界却一直颇有余绪。具体到夏代的问题上，可以举出中外两位有代表性的学者，一位是美国的艾兰教授，她的观点与杨宽和陈梦家先生的观点类似，就是夏代是建构出来的，相当于商王朝的一个镜像。另一位是许宏先生。许先生是一位研究夏商周的考古学家，还发掘了一座一般被认为是夏代都邑的考古遗址。在他看来，夏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
艾兰
许宏
尽管孙庆伟老师非常钦佩疑古学派的贡献和学术成就，但是他也非常推崇王国维和陈寅恪对待古文献的观点。对于古史、古文献，疑古是简单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怀疑是如此容易，相信才是一种有见识的态度。王国维先生就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我们即使怀疑也要找出伪的来源。因此，孙庆伟老师强调，疑古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学术实践，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疑古。即使顾先生当年疑古，他也是一部书一部书地去研究中国的古史，当他晚年发现一部书一部书地研究来不及时，便专注于《尚书》的研究。反之，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疑古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真正的学术实践。所以孙老师非常认同北大历史系朱凤瀚老师的观点：我们生长在一个史学大国，文本错综复杂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文献是我们的财富而不是我们的累赘。我们需要善待自己的文献，用一双慧眼去鉴别出“百家不雅驯之言”所表现出的“一面之事实”，而不是把所有的文献弃之于不顾。
王国维
陈寅恪
李济先生于1926年10月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主持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在殷墟发掘之后，李济先生就认为：除了刻字甲骨、刻花骨片和白陶这些精美器物之外，殷墟的“基本材料不是文字材料，而是极平常的陶片和兽骨等”，“在这种材料上我们希望能渐渐地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同样，我们在研究夏代的时候，也要坚持这一取向，因为殷墟是可遇不可求的，若非殷人尚鬼，且殷墟恰恰被我们发掘出来了，我们就看不到商人的文字材料。因此，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纯属偶然，如果我们把学科的基础建立在不可遇的偶然性的基础上，实际上就不是考古学了。
孙庆伟老师提到，甘阳院长策划这个文明系列讲座的缘起，是有感于中国学生往往不大了解中国史学界的成果，好像中国史都是外国学者在书写，就像当年陈寅恪先生感叹中国学生“群趋东邻受国史”，这是不可接受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第一本是宫本一夫先生写的《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他的结论是“二里头文化即夏王朝，夏王朝确实曾经存在”，且“若要把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与夏王朝以及商王朝的世纪年代对应起来，将会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在这一系列的第二本《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中，平势隆郎提出：“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作为母体建立起来的。于是，各国将自己的国家领域置于特殊的位置上，同时追溯历史，从而提出领域支配正统性的主张。在这些历史中被提及的便是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这三代。”这即是说，夏商周三代是建构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大一统的早期王朝。
学生们仔细聆听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言，学者多认为五帝太遥远了，“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夏文化的问题也是如此，“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考古学者也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研究方法
01
夏都法
“夏都法”的先行者是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河南考古学的奠基人。安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郑州工作时，确立了郑州的商文化体系。
安金槐
安金槐先生开始寻找夏文化时，便直奔河南登封，因为根据文献记载，登封就是禹都阳城所在地。所以他的路径很简单，就是找一处殷都这样的夏都。但是过去六十年的研究历史已证明此路不通。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挖到的城还很少，但是后来发掘出来的城越来越多，以至于无法确定哪座城是大禹的都城或者商汤的都城了。比如按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商代的都邑是前八后五，即克夏之前有8座都城，克夏以后有5处都邑。然而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真正确定的商代的都城却依然只有殷墟一处，其他12座都邑都无法确定，因为都邑法是有重大缺陷的。首先，我们很难确定一处遗址是否是夏代都邑，毕竟证伪是很容易的，证实却很难；其次，我们很难在一个遗址中明确地区分出夏和早商的文化，虽然夏商是两个王朝，但文化是一条河流，两者的变迁并非一一对应；最后，即便我们找到夏都，夏都中早于早商的文化也未必是夏文化，因为夏都中有很多族属，他们未必是夏人。夏都法试图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发现都邑来一锤定音，显然是过于简单了。
02
夏墟法
徐旭生先生提出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夏墟法，也就是先确定夏王朝的大致活动范围，再从这一范围的内外看文化的异同，从文化的差别比较出夏文化。可惜的是，徐旭生先生虽然在调查中看中了二里头遗址，但是却由于年岁已高，也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学训练，导致在结论中认为二里头可能是商汤的都城。邹衡先生则接着徐旭生先生的思路研究了下去。在他看来，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没有重视徐先生提出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所有这些论点几乎都没有经过周密的论证，多少都有猜测之嫌，谈不上有什么把握。总之，这些探索只是为数不多的学者用简单的方式各抒己见而已，在学术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20世纪50年代的二里头村
邹先生实际上完成了徐旭生先生未竟的事业，他先确定了夏墟的范围，并第一次把商文化分成了3期7段14组，把商文化从夏时期一直分到帝辛，构建出了商文化的年代序列，最后在《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中把非商、非夏的所有文化都排除了出去。只有通过这三步，他才能确定夏文化。据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邹先生论证这一问题的三篇文章大概写了20万字，而同时期就夏文化与他论争的其他学者的文章却没有一篇超过8000字的。因为邹衡先生是从面上来论证，进行了文化之间的比较，所以一定会费笔墨，而“夏都法”则是从点上来考虑问题，所以思路比较简单。
徐旭生
邹衡
通过这一方法，邹衡先生找到了夏文化与商文化的区分标准，即炊器之间的区别。根据文化因素的统计，邹先生认为夏人用夹砂深腹罐，而商人用绳纹鬲。现在学界也普遍以鬲的出现作为夏商分界。
深腹罐
绳纹鬲
但是这一方法的问题在于，鬲的出现并不能作为夏商分界的绝对标准，因为商人就是夏人的下属，两者是互相融合的。由于经常生活在一起，两者的物质文化肯定会有交往；同样地，若以鬲占主流的时段作为夏商分界，同样是有问题的，因为夏商更迭时炊器并不会立刻就发生转变；更重要的是，学者在比较鬲的数量时没有统计数据，而是依靠估计，所以常常以讹传讹。实际上，只有把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每一片陶片都做分类统计，才能够根据统计数据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因素，并从中看出年代、族属方面的差别。然而即使是今天，依然有相当多的考古单位未能理解统计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夏都法的缺陷是过于依赖王陵、文字等“铁证”，将希望寄托于偶然性上，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可能性；夏墟法的问题则在于难以解决夏文化的起点和终点问题，因为王朝的更迭有绝对的年代，而考古学文化却只能解决相对年代问题。
03
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
孙庆伟老师提倡“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这意味着：第一，在处理考古材料的时候，需要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第二，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来理解考古材料，只有借助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才能有效地把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其实，考古学家不仅是史料的研究者，还是史料的生产者，他们需要把发掘出来的考古材料转化为史料，不仅供考古学家研究，也供史学家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研究。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考古材料“活”起来。
孙老师进一步谈到，他写作《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一书的目标，是试图以更好的逻辑来证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通过对夏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属性作出新的判断，从而更为准确细致地理解夏文化的内涵；从历史背景入手，通过对特定考古遗存的研究来考察某些具体的夏代史事，以求“透物见人”；通过夏文化研究这一具体的学术实践，促进考古学界深入思考重建古史的正确方法与途径。
该书第一章“夏史考索”试图研究夏代的时间、空间、人群以及在这个时空背景下人群的互动关系。第二章和第三章则主要采取统计的方法，以具体的统计数据来辨析出每一处典型遗址的核心器物组合，并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断某类遗存的文化属性，这是一个从定量到定性的复杂过程；其次是要解决考古学文化属性判断标准不一、主观性较强的缺陷，对所有遗址重新进行统计。
如何确定夏文化的时、空范围呢？对于前者，需要确定夏代的积年。这需要依靠一个定点，也就是武王克商的年代，因为武王克商甚至可以精确到某一天。不过，对于武王克商的年代也有许多种说法，如果取断代工程的说法“1046年”，同时商代的积年取600年，那么公元前22世纪至前16世纪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上都可以成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对于夏文化的空间分布，则可以通过夏代的都邑来确定夏人的大致活动空间，也就是黄河下游两岸。此后再来看这一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这也就是该书第四章的内容。
由夏代都邑看禹域分布
由同姓族氏看禹域分布
由异姓族氏看禹域分布
然而问题依旧存在，因为考古学家建构了夏文化，以至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在讨论夏文化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所找的夏文化是全体夏人的，还是大禹这一支的，抑或某几支的文化。其次，夏商王朝的分界是绝对年代的问题，但是考古学只能解决相对年代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绝对年代的问题转化为考古学的问题，即找到更为直观可视的考古现象，并确定其年代。
解读夏文化
谁是夏人？夏文化的族属主体是什么？夏鼐先生认为，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问题在于历史上并不存在“夏民族”，夏民族其实是他自己定义的。夏是帝王政治，是一个政体，并非血缘上的民族。所以即使二里头是夏都，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准确的表述是二里头文化是夏都的文化，不仅仅是夏族的文化，因为都邑中必定还有很多其他部族的文化。因此林沄先生说：“如果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夏人’的依存，‘夏人’在血统上也是多源的。”
夏文化的文化面貌可以用下面的表格来概括。
禹域内龙山时代文化大势
这些文化类型构成了一个具有强烈共性的文化圈，比如其中的炊器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些器物的分布范围与夏王朝的核心控制区是基本重叠的。同样，这个文化圈的文化面貌的相似性也表现出对外渐弱的趋势，这与《尚书·禹贡》中所说的五服的分布也是契合的：越往中间，文化越趋同；越往外面，文化差异越大。这样的几个核心区的族属构成是不同的，第一核心区主要是夏后氏及其同姓斟寻、费氏的原居地，另有族姓不明的有洛氏，以及部分“外来人口”如后羿、寒浞等类；第二核心区的族群最为复杂；第三核心区主要与婚姻有关，这是不同的文化区域。因此，所谓的夏文化相当程度上是夷夏融合的产物，从来不存在“血统纯正”的夏文化，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只在东部地区是有效的。第二，虽然族属与考古学文化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考古学文化完全有可能超越血缘关系，华夷之辨不能光从血缘判断，更根本的是文化本身。由此，孙庆伟老师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核心区的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夏文化——即以夏后氏为主体创造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它们与第二核心区共同组成了广义的夏文化，即夏王朝的文化；同时，依此理解，晋南和皖北地区的遗存也可视为广义的夏文化。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夏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区分出夏文化的不同含义——广义上的夏文化，是指夏王朝各部族文化的总和（基于王朝的政治文化）；而狭义的夏文化，是指以夏后氏为主体创造的文化（基于血缘的部族文化）。
孙老师认为，夏文化的时间跨度问题并不是考古学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王朝有明确起止年代，而文化的发展则是连续的。即使是C14测年，也会有误差问题，更何况测年实际上是基于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这个序列本身的正误需要依赖考古学家的判断。即便考古学序列与测年都正确，测出来的也只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解决不了夏王朝的起止年代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即要考虑到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看其中的变迁。同时，最重要的是，确定具有王朝更迭意义的特殊遗迹和遗物，这种遗物应当与夏王朝的建立和灭亡有关。
孙庆伟老师相信自己找到了这样器物。第一，近几年在湖北石家河遗址发掘了一座龙山时代的大城，一般被认为是三苗的都城，在其中出土了一批玉器。这些玉器应该就是禹征三苗时从中原带过去的，它们在石家河遗址的出现，意味着它们出现的年代无限接近夏王朝开始的年代，因为石家河遗址由原来的文明中心突然衰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而且考古学界普遍认为，石家河遗址的衰落，是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由于大禹接受禅让之前有两个事件，一是治水，二是征伐三苗，所以它的出现，就意味着夏王朝的年代与之接近。
石家河遗址的玉器
其次，孙庆伟老师认为自己找到了具有王朝更迭意义的特殊遗迹和遗物——玄圭。这是夏代的一种核心礼器，其出现是在龙山晚期。这样一种核心礼器在如此广阔范围的出现，意味着夏王朝已经建立了，而且夏朝的文明被周边的部族普遍接受了。
东亚牙璋分布图
当前的研究现状是夏王朝的结束时间尚未确定。当陶器，特别是陶鬲大量出现或取代了夹砂罐的时候，这一时期应该比较接近夏王朝的下限。然而物质文化不能与王朝的更迭挂钩，所以如此确定的年代不能满足我们在精度上面的要求。实际上，器物的变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没有疾风骤雨似的变化，所以我们也就无法精确地划定出一条界线。现在所谓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其实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过程，只是由于考古学家太想解决夏商分界的问题，所以下意识地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突变，这其中包含了太多考古学者的想象和希冀。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来确定王朝更迭的时间，还要依据区域文化的大势：首先，从黄河中上游地区可以看到，恰恰是在二里头和二里岗交界阶段，文化发生了变迁。第二，在交界时期，郑州和洛阳地区有一波城市的巨大变化，兴建了大的城市，或者原有的城市在格局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新修了城墙，新挖了壕沟，造成这种城市建设异动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夏商王朝的更迭。总结以上，两个遗址之间的文化差别，大区域的文化变迁，城市建设的变化，这三个因素都指向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与二里岗文化之初，所以孙老师认为，可以确定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的一至四期共同组成了狭义的夏文化。
不忘初心，重建夏代信史
在讲座的最后，孙庆伟老师回应了同学们提出的“夏代的意识形态是怎样的”“对夏前期的新寨文化有何看法”“埃及史是否是信史”等问题。
孙庆伟老师最后强调，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初心，考古学的初心就是重建古史，这也是夏鼐、李济等前辈曾经的期待。为什么要重建古史？因为我们是史学大国，如果不重建古史，情何以堪？其次，材料永远都是零散的，考古材料尤甚。吕思勉先生就认为，材料像撒在地上的一把铜钱，需要用一根绳子把这些铜钱串起来，而考古学的材料也需要用一根绳子串起来，这根绳子就是“重建古史”。只有以重建古史为线索，中国考古学研究才能循序渐进，避免中国人“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这一窘境的出现。
（本文据讲座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供稿：李人福
摄影：殷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