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德意识的核心，强调的是超越眼前、个人利益之上的为公意识，是无须旁人监视下的自觉自愿，即一种“慎独”的境界。说到深处，公德意识体现的是一种渗透到人的血脉的教养。
连日来，有关社会公德的新闻报道相继出现在各大媒体。一种检点公德意识的不足、呼唤良好社会公德的舆论氛围正在形成。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靠公众舆论及个体良心来维系的社会公德，于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意义何在？
社会公德，是规范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交往行为的规则。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发展，人们的公共交往领域在不断扩展，人际交往半径大大突破了以往的地域限制。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复杂。与之相应的，规范人际间行为的规范也必然相应丰富、庞杂，有的纳入强制的法律规范之中，有的则以社会公德的形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举止。所以说，是时下公共交往领域急剧扩张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在法律法规之外，调整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社会公德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越来越举足轻重。
我们知道，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可以说，社会公德是对公共领域中个体行为绝对自由的一种边界厘定。社会公德意识的明晰与日渐丰富，某种程度上是不断积淀的文明进化过程，也是人们对某些危险、消极因素的不断认知、设防过程。如，当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屡屡为他人失信而付出沉重代价后，人们渐渐认识到信守承诺的重要。当一个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一些人不必调动全部精力维持个体生存之后，一种超越谋生动机之上的志愿服务才可能成为一些人的乐趣和追求。于是，我们将那种无私地、不图回报地为他人提供帮助的精神，称为志愿精神，将具备这种志愿服务精神视为现代社会公民的良好公德品质。
当然，一种社会公德意识在公众中的养成，可能会遭遇某些传统与现实因素的制约。比如，自古以来，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之中讲究一种差序格局，即按血缘、亲缘、地缘等讲究远近、亲疏有别，对熟人、朋友或老乡与对陌生人奉行不同的处事规则。所谓与人为善，多指在熟人圈子里，而对陌生人，一些人与人为善的动机则可能大大削弱。而社会公德意识的核心，强调的则是超越眼前、个人利益之上的为公意识，是无须旁人监视下的自觉自愿，即一种“慎独”的境界。说到深处，公德意识体现的是一种渗透到人的血脉的教养。
再如，我们提倡见义勇为，但如果我们的某些制度不尽完善，导致见义勇为者往往要面对流血又流泪的困境，那么，这样一种公德意识能走多远，即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问号。我们提倡拾金不昧，但如果拾金不昧者为返还拾得物，不得不搭进过多的精力、时间等，却得不到适当的补偿，这样的公德意识又能激励起多少人心中的向善？社会公德的培植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但它又不是自发生成的。它不仅需要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同时也离不开相关制度的保障。激励起每一个公民心中向善的热情与欲望，应该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内在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