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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Children Sleep》(孩子们睡在哪)是摄影师James Mollison的一部摄影集,该书收录了James Mollison拍摄的世界各地孩子肖像照和他们生活的卧室场景,贫富程度、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令人震惊。James Mollison是一名1973年出生于肯尼亚,而后成长于伦敦的普通摄影师,他用影像把不同种族、不同社会、不同阶层孩子们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发人深省。

Kaya,4岁,和父母居住在东京的一间小公寓。她的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满满的放置着她的玩具和衣物,她的妈妈为她制作所有的衣服,Kaya现在已经有30套连衣裙,30双鞋和一些假发。她最喜欢的食物是肉、土豆、草莓和樱桃,长大后的理想是做漫画家。

Roathy,8岁,居住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郊区,他的家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他的床由旧轮胎铺成。共有大约五千人居住在这个区域,每天早晨Roathy 都和其他上百个孩子都去一家慈善工厂洗澡,然后开始分拣垃圾中的塑料和金属的工作,早餐常常是他们一天里吃的唯一一顿饭。

Indira,7岁,与她的父母居住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家里只有一个屋子,一张床和一个床垫。Indira每天都需要工作六个小时以帮持家用,但她也去上学,路程是30分钟。她最喜欢吃面条,她说等她长大了想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Jasmine更喜欢我们叫她的外号:Jazzy。她跟父母还有三个兄弟一起住在美国的肯塔基州,芭比般的卧室里摆满了从儿童选美中赢得的皇冠和绶带。4 岁,她已经参加过超过一百个选美活动,美国每年有约5000个各种区域和级别的儿童选美轮番上演,数万人参加。竞争激烈,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为选美做准 备。每天Jazzy都会练习舞台套路,每个周末她都要赶去参加不同的比赛:周五下午到达,周六表演,周日加冕,完成时她累得不堪。但Jazzy很享受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感觉。

肯尼亚北部长年干旱,半游牧民族Rendille部落便跟随着稀缺的水源,赶着骆驼和牛群,每年搬两到三次家。十五岁的Nantio有四个兄弟姐妹,家其实是个用牛皮和塑料搭起来的帐篷,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内。Nantio和成年的女性一样,主要家务包括照看羊群、捡柴禾和打水。她也上了几年学,但决定不再继续。恋爱结婚才是当务之急,已达到适婚年龄的Nantio说:“我希望有个武士能来娶我做妻子。”但在此之前,她也要接受割礼,以宣告成人。

Joey跟他的父母还有姐姐住在美国肯塔基州,11岁的他是爸爸的打猎好伙伴。在持猎枪不需要任何证件的肯塔基州,Joey已经拥有了两只猎枪和一支弩; 本地也允许未成年人获得狩猎许可,于是Joey在七岁时就已经猎获人生第一个猎物——一头鹿。Joey热爱户外活动,连房间装饰里也贯彻野战风格。“希望 长大了也能够一直打猎!”对他来说,猎杀动物并不纯属运动,他在家也一直烹饪和食用猎到的动物。

Ernesto别名Nesty,跟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住在意大利Orvieto乡间一座古老的农舍里。Orvieto位于意大利中部温布利亚,绵延的田间以出产酿造葡萄酒闻名。整座房子里有6间卧室和5个卫生间,但3个孩子还是全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样可以省掉不少取暖费。甚至在孩子们晚上8点准备睡觉时,方便集体讲睡前故事。Nesty和兄妹们偶尔也帮妈妈洗盘子、叠衣服,但大部分时间,像所有意大利家庭一样,妈妈包办一切。每次做家务,Nesty可以在光荣榜上得到一个“星星”,积攒足够的星星就能得到一次特别优待。Nesty在本土一所学校上学,学校里只有23个同学。她最喜欢的科目是木工、意大利语和艺术。她能说四种语言。和拉斐尔的油画里小天使一样美丽的Nesty经常因为长发被同学欺负,但妈妈和她都喜欢栗色的波浪长发。长大后想做什么?Nesty的答案很多元,“卖冰激凌,当艺术家或者摇滚明星吧。”

Dong,9岁,与父母、妹妹和祖父一起居住在中国云南,这个家庭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种植大米和甘蔗。上学需要20分钟的路程,大多数的夜晚,他都需要花一个小时写作业,然后看一小时的电视,他说长大了想当警察。

Lamine, Age: 12, lives in Senegal.塞内加尔

Alex, Age: 9, homeless child. Rio de Janeiro, Brazil.巴西

Anusha, Age: 13. Kathmandu, Nepal尼泊尔

Tzvika, Age: 9, lives in an apartment block in Beitar Illit 耶路撒冷

Tzvika, 9岁,住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的公寓楼。

Thais,11岁,和她的父母及姐姐居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座公寓楼的三层。长大后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模特。

家对于这个男孩和他的父母就是在意大利罗马市郊田地中的一个床垫,他们来自罗马尼亚,之前在市中搭建帐篷,但被警察驱赶。他们没有护照,因此不能找到合法的工作,他的父母在交通路口擦汽车玻璃维持生计。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从未读过书。

自称“X”的少年,17岁,里约热内卢贫民窟

Rhiannon,14岁,苏格兰

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第五大道,标志着纽约最昂贵的住宅和最富有的住户,九岁的Jaime就住在其中一个顶层公寓里,他的父母另在西班牙和长岛的汉普顿(纽约名流的度假胜地)拥有豪宅。Jaime所在学校更是一席难求,是上东区最好的私立学校。即便学费本身高得离谱,Jaime还得经过层层选拔才最终得到录取,再按照培养国家栋梁的教育方式全面发展。Jaime的成绩很好,特别喜欢计算机课、拼写和木工,但不喜欢几何。每天晚上他大概要花1小时写家庭作业,但是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让他觉得作业太多。周三尤其忙,因为他还有柔道和游泳课。闲暇的时间里,除去演奏大提琴和踢足球,Jaime也喜欢上花旗银行的网站学习理财。关于未来,Jaime已经早有打算:“我想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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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一词,由英语“civilservant”翻译而来。原意是“文职服务员”或“文职仆人”,也有国家意译为“文职公务员”,指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履行国家公职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个国家都建有自己的公务员制度。在许多人眼里,“公务员”意味着工作稳定、待遇优厚。然而,每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理念又使公务员们呈现出不同。

 

荷兰摄影师Jan Banning花费数年时间,探访了玻利维亚、中国、法国、印度、利比里亚、俄罗斯、美国及也门这八个国家不同级别的办公室。通过对这些办公室的比较,你可以从侧面了解不同国家的国情、文化和风俗习惯。

2006年,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交警长官阿道夫·戴兰尼(Adolph Dalaney)。阿道夫生于1940年,在利比里亚国家警察总部的交警重建所工作,月薪1000 利比里亚元(约合18美元)。有时交通事故受害者愿意多付一点小费,只要阿道夫能迅速向法官提交一份有利于他们的报告。由于连年战乱,利比里亚公务员体系并不成熟,公务员们的收入也得不到保障。

 

印度

玻利维亚

2003年,印度比哈尔邦,比哈尔邦内阁秘书助理办事员苏世麻·普拉萨德(Sushma Prasad)。苏世麻生于1962年,月薪5000卢比(约合110美元)。1997年,苏世麻的丈夫因公殉职,她按照“安抚原则”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印度一共有6600多名公务员。另外还有大量低级别官员和办事员,他们属于政府工作人员,不算公务员。

 

美国

2004年,俄罗斯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省,省设施服务财务部部长秘书玛丽娜·妮可勒叶娜·贝尔奇娜(Marina Nikolayevna Berezina)。玛丽娜生于1962年,曾经是一名歌手和合唱团的领唱。玛丽娜不愿透露月薪。公务员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2010年一份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希望自己吃上“皇粮”。截至2009年底,俄罗斯公务员总数超过了160万人,大大超出了2004年的110万。虽然公务员队伍庞大,但政府工作效率却越来越低,各级官员官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2006年,也门迈赫维特(Al-Mahwit)省迈赫维特(Al-Mahwit)市,“什一税和救济金部”地区办事处工作人员阿尔汉·阿卜杜尔瓦兹·努载利(Alham Abdulwaze Nuzeli)。阿尔汉生于1982年,月薪12000里亚尔(约合67美元)。她身后是也门总统萨利赫(Saleh)的肖像。

2006年,法国奥弗涅区图尔市,莫里斯·温特斯汀(右)和琳达·凯特比(左)。莫里斯生于1949年,在克莱蒙费兰德(Clermont-Ferrand)奥弗涅区和多姆山省的“公民权益与机会平等促进委员会”混合行政办公室工作,他同时也是宗教事务的部长,月薪1550欧元 (约合2038 美元)。琳达·凯特比生于1989年,是一位实习秘书。目前法国全国人口6380万,公务员500多万人,占总人口7.9%,与欧洲很多国家相比,公务员队伍相对庞大。

 

2007年,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州务卿罗杰·威廉姆斯。罗杰曾经是福特沃斯大学的职业篮球队员,后来子承父业,现在是德克萨斯州官阶最高的政务官,月薪10000美元。美国公务员按照职业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任命官员,即政务官;一类是“职业公务员”,即事务官。两者产生方式分别为选举和考试。美国公务员总人数为2400万人,占人口总数8%,其中政务官280万人。

2006年,也门迈赫维特省(Al-Mahwit)希巴姆(Shibam)区,负责收该区水费的穆罕默德·哈米德·奥兹(Mohammed Hamid Azein)。穆罕默德生于1962年,月薪21600里亚尔(约合121美元),但是他已经五个月没领工资了。

2006年,法国奥弗涅区图尔市,缉毒探员罗杰·瓦彻(Roger Vacher),罗杰生于1957年,月薪2200欧元(约合2893美元)。在法国,国家经济形势较好时,公务员的吸引力相对较低;但当经济困难、失业问题较为突出时,公务员就成了不少人的首选。尽管有着工作稳定,政策福利丰厚等优势,但法国对公务员管理严格。级别越高的公务员受到的限制越多,从张口说话到工资入囊,都有专门划定的界线。

2005年,中国山东省济宁市,济宁市公安局外国人和出入境管理处处长瞿绍峰。瞿绍峰生于1964年,月薪3100元人民币。2010年,中国的公务员接近一千万人。2010年,中国有140万人报考公务员。从2003年到2010年的七年时间内,报考人数增加了16倍。

2005年,中国山东省泰安市,泰安市文联主席江济源。江济源生于1958年,月薪4000元人民币。

2003年,印度比哈尔邦杰汉纳巴德(Jahanabad)区马克胡都姆波片(Makhdumpur)区西塔村,五人长老会首领哈希·迪奥·普拉萨德(Harsh Deo Prasad)。哈希生于1947年,职务相当于村长。他教当地农民施肥、灌溉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方法,月薪9100卢比(约合19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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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15日,著名油画家陈丹青正式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提出《辞职报告》,清华大学出于对陈丹青的礼遇,抱着“宽容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此事,对陈丹青一再挽留,鉴于目前陈丹青所带的研究生要到2007年才毕业,陈丹青已与清华大学续签合约两年。


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在中文网络发表《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他于其中指控了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招生考试制度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在数次向决策者提出批评与改良建议而未见成效之后,心灰意冷的贺卫方终于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相对于陈丹青的愤怒,贺卫方的行动要显得温和得多。然而从根本上看,两者的性质都是基本一致的,具体方式和做法不一样,但实质绝对一样。只要用百度或者google这两大知名的搜索器搜索一下,就会发现,陈丹青的“百度”词条多达131000条,贺卫方的词条多达87500多条。这并不奇怪,因为陈丹青和贺卫方都名列50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之中。陈丹青早在1980年代就因为其油画系列“西藏组画”而声名大震,贺卫方则因其是具有社会良知和公共影响力的中国知名法学家而为媒体所追捧。陈丹青、贺卫方对清华、北大说不,显然在中国公共知识界及社会公众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教育界投下了两枚重磅炸弹。陈、贺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当今高等教育的颓势,但是从观念上我想还是能给予社会以巨大的震动。

或许,重要的并不在于事件的本身及媒体的炒作程度和公众的关注程度,而在于事件所蕴涵的重要意义。中国的高等教育积弊之久之深,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调整改革思路、重新收局的地步了,教育公平问题、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教育理念问题、教育模式问题,等等,都困扰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艰难行进。高等教育在行政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思维模式的“共谋”之下,越来越脱离其最根本的精神旨归,越来越突出功利化、程式化、行政化和体制化的倾向,其学术性越来越被忽视。甚至连陶冶人情操和美学旨趣的艺术教育也逐渐沦落为一种模式化、程式化的技术教育。现实的境况不能不让人愤怒和反思,最近我在《美术报》撰文,痛陈当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弊端及误区。

无论怎样,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近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向自杀和轻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为什么高校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频频出走?为什么英语在所有的考试及学术评定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为什么中国大学的人文精神越来越缺失?为什么当代中国教育价值观越来越走向迷失?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决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也不是一篇简短的文章就能论述得清楚的。它直接关涉到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体制性弊端,当然不仅仅是体制性弊端,更为重要的是教育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变异。很多人把种种原因归结于体制性的弊端所致,这当然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是,我以为却不是根本性症结。体制也是人制定出来的,体制并不是一种僵硬的物质和制度,而是带着某种人为的因素,没有有脱离人性的体制存在,就即便是再僵硬的体制,也是带有某种人为色彩的。所以,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体制性弊端造成的,体制仅仅是一个结果性因素,最为根本的是人的价值观的变异和扭曲。具体来说,即是教育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变异。而正是因为教育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变异,才导致了这种价值观指引下的体制性弊端。任何体制都是反映人的观念的体制,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措施,有什么样的措施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才有什么样的结果。从观念到体制到制度到措施到行为到结果,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都渗透了人的价值观的严重扭曲。

任何一项体制及制度的施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伴随着观念而行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及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现代人扭曲价值观的深刻反映,它体现了现代人在现代化浪潮中的精神退化与观念变异,既是消费主义和庸俗主义价值观的抬头和风行,也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大行其道。高等教育的一切制度模式和思维观念,都不是以学术和教育为本位,而是以市场、功利和实用为本位,以短期的即得利益为本位,不是以人为本位,而是以物为本位,以行政为本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是不懂得教育规律,不懂得学术的重要性,而是在头脑里早已被强大的现世的功利的庸俗的社会观念所武装,而且这种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在很多人的眼里(不仅仅包括行政主管部门,而且也包括广大的教育者及学生主体),在现代社会,什么最重要?英语和计算机最重要。学习是为了学什么?学习就是为了学英语,学计算机,学技术,学为人处世,学交际,而不是学精神学观念学思维。当全球风靡的英语学习浪潮及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席卷了中国神州大地的时候,很少有人不会觉得英语不重要,学英语是为了什么?学英语当然是为了能顺利的毕业,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这个理由看起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合理的,然而这种合理仅仅是形式上的合理,而合理的另一面即是深刻的不合理。突出英语本位,必然会削弱学术本位,英语学术不可兼顾,即使有兼顾者,亦是凤毛麟角。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你要让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去制定一个比较人性化、比较学术化的教育体制及制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都不是傻子(是吗?),它不可能去制定一些不合时宜的体制及制度。当然,话又说回来,当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大多也都是一些饭桶,基本上于教育和学术狗屁不通,不了解学术规律,不了解教育规律,缺乏对当代教育现状的深刻洞察,缺乏大视野、大手笔的教学改革,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基本上都是行政官僚,而缺乏专家、学者,真正有洞察力的专家和学者如贺卫方、许纪霖等人又没有真正的话语权,他们除了借助于公共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外,没有任何教育话语权。专家不懂管理,行政官僚不懂教学,这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畸形,但是高校作为一个学术机构,首要的应该是以学术为本,既然是以学术为本,那么就应该是专家治校,而不是官员治校,如果颠倒了这一点,那么必然会引起高等教育的严重错位。

最近上海知名学者许纪霖先生连续撰文,拷问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高考制度及学术评价机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其中许先生有一篇文章《学术研究需再度去“国家化”》,文章深刻揭示了当今学术研究及高校教育的国家化、行政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许纪霖先生尚未提到,那就是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也应该去“市场化”,学术研究的“国家化”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意志和国家意志,但这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问题更为严重,学术研究的“市场化”倾向也日益突出,什么有市场就研究什么,什么能赚钱就研究什么,推而广之,什么东西有市场、什么东西能赚钱就学什么、教什么,这不是成了做生意了么?这里虽然淡化了行政意志和国家意志,但是急功近利的问题又同样凸现了。这仍然是一个教育观念问题。

教育绝对不是做生意,不是搞市场经济,不是办企业开公司,也不是赶时髦,高等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能使学生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学术精神,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内在素养,工作可以随时换来换去,可以干可以不干,但人文精神和内在的精神气质却是一辈子都不能丢的不能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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