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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秋阳斋主者,乡野人氏,位卑而无为,生平所好者读书耳。好读之好书众。《资治通鉴》为其一矣。每读好处,便拍案称奇并有话想说,随手拿纸,信笔书之,日积月累,只纸片言竟为数不少。故撮录一起,名《浮光鉴影》。浮光者,浮世诸事之光,鉴影者,鉴史得失之影也。今不揣冒昧,出以示人,以就教方家。


    [鉴语]臣光曰: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孟尝君有焉。《卷二·显五》
    【手记】司马光这段话,缘于一个故事。故事很幽默,但道理很深刻:楚王赠孟尝君一个象床,孟尝君差人送回国。因象床太珍贵,那人不敢承担,便求一个叫公孙戍的人为他免去此差,并答应以家传宝剑相赠。这公孙戍机智,一席让孟尝君应保持廉洁的话,便让孟尝君把象床退了,差也自然是免了。更幽默的是,当孟尝君知道公孙戍劝他退礼保廉的目的其实是想得到宝剑(其本身就不廉),亦不见怪,并说:“有能扬文(孟尝君名田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孟尝君何等气度!这便使人想起了毛主席在延安说的那句话:“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说得对,我们都要照着办。”从谏如流,是一个伟人和统帅成大事必备之品德。重在谏,而不查谏者,重在他说得对不对,而不在意他说的目的。其实,一个人如果周围有几个找茬的,他便充满忧患意识,犯错的机率便很低。老子有“国有外患则强”,说得便是这个道理。权利没有制衡,犯错的可能性便大了,腐败也便很容易发生。

    [鉴语]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可从为之辞!《卷三·郝王上》
    【手记】孟子的这段话,是为了批评齐宣王说的。燕国内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宣王征讨,本是可以为救民于水火的事情。燕民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视为救星。然而齐兵入燕,杀人抢掠,无恶不作。孟子曾力谏不可,并说应“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但宣王不听。后来燕国人群起反抗,把一桩好事硬是办砸了。宣王有些惭愧,但其手下人却为其找借口开脱以献媚,孟子因此说了这话。看来在中国,趋炎附势、文过饰非之辈几千年前就有了。而且今天仍香火旺盛。不信你给大权在握的领导身边看看,尽是说好听话的,是也是不是也是。为尊者讳,求自己福,弄得领导迷迷糊糊的。有好些领导其实原本是很好的,成天被此辈围着,潜移默化,未能防微,没有杜渐,日子久了,竟成了巨贪。待到锒铛入狱,毁之晚矣。人的一生,世事繁复,旅途劳顿、脸落污垢、身染小恙的事儿常有。此不必忧,忧的是不能自知而别人亦不让其知,更甚者讳疾忌医,这人这事也真的就没救了,不自毁才怪。古之君子难得,今天的明白人也是不好找的。
 
    [鉴语]孟尝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业厚遇之,存救其亲戚。食客常数千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几。由是孟尝君之名重天下。《卷二·显王》
    【手记】孟尝君田文善养士,并以此成千古佳话,后世多誉之,非议的不多。其实这是一件很值得商确的事情。在我的阅读中,有两个人对此做了不同且深刻的议论,算作“非议”吧!其一是王安石,讥其为“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用现在的话说:“不过是做偷鸡摸狗的头儿,算啥能得人!”收罗的都是四处招摇撞骗的“游士”和畏罪潜逃的犯人,这叫“养士”?藏污纳垢而已!另一个非议的人便是司马光了。他用《易》经的话道明“养士”应该有的目的:“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就是说作为国家重臣的孟尝君,养士的目的应该是恩泽天下百姓、为人民服务。而孟尝君不然,他“不恤智愚,不择臧否”。好坏人一齐收留,这种盗用国库薪俸,结立私党,沽名钓誉,上瞒国君,下害百姓的事,怎的竟成千古佳话。联想到近年出的几个大贪,身边也都有一批人,然而围的都是写啥人,养的都是些啥“士”,差不多也能证明孟尝君那佳话未必佳,这非议未必非了。《尚书》上说殷纣王:“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鉴语]靖郭君(齐之田婴)欲城薛,客谓靖郭君曰:“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钓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制之。君长有齐,奚以薛为!苟为失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卷二·显王》
    【手记】:幕僚的话是对的。人生有本,如鱼之于水,是存在乃至发展的基础,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什么是本?不同的人,理解便迥异。对于田婴来说,薛虽为他的封地,但封地是齐王封的,“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治好齐国才是根本。由于便想到了当今的事,那么多的贪官之所以成了贪官,出了事,毁了前程,大约就是因为把“根本”弄错了。本是“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却去追求私利,而且贪得无厌,手段恶劣。君为鱼也,民为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失掉民心,失掉根本,不栽跟头才怪呢。多行不义必自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规律是无情的,为人为官,皆得慎之又慎!

 

         题记:在下秋阳斋主,乡野人氏,位卑而无为,生平所好者读书耳。好读之好书众。《资治通鉴》为其一矣。每读好处,便拍案称奇并有话想说,随手拿纸,信笔书之,日积月累,只纸片言竟为数不少。故撮录一起,名《浮光鉴影》。浮光者,浮世诸事之光,鉴影者,鉴史得失之影也。今不揣冒昧,出以示人,以就教方家。

  【鉴云】: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也;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恤)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卷一》
  〖手记〗:此话听起来有理,其实有些迂腐。照此说,武王是不可“伐纣”了,让纣王如此坏下去,老百姓苦难无尽。大丈夫立业处世,不仅要讲“礼”,更要讲理,“纣王无道”,伐他何异哉!由是观之,文、武二王成就一番事业,微子只做了悲剧人物,是必然的。

  【鉴云】: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卷一》)
  〖手记〗:旨在防微杜渐。俚语有“小了不补,大了尺五”之说,刘玄德云:“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没有远的目光,就没有“谨微”的见识,没有小的积累,便无所谓大的事业。不积跬步,何以成千里?“一屋不扫,焉能扫天下?”故干大事者,不仅要“慎独”,亦需要“慎微”。

  【鉴云】: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财富)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以减轻赋税)。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手记〗:财富与人心,孰轻敦重?道理上是明明白白的事,但世人做起来,却总是不明不白的。古之奸佞,今之贪官,总是重财富而轻人心,穷奢极欲,聚敛无度,欺世盗名,伤天害理,“生来只恨钱不多,等到钱多人死了,”最终落得个人钱两尔,身败名裂,千古骂名!而上面所说的故事的最后结果是:晋国后来果真有难,而晋阳人也最终真的救了赵襄子。

  【鉴云】:文候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候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之。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候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候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候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
  〖手记〗:魏文候立国立身,皆在一个“信”字。圣人云:人无信不立。即是芸芸众生,尚无诚信,亦将无以立身,无以处世,无以齐家。然放眼今日社会,怎一个“信字缺失”了得!走进市场,你敢信那个商家的促销美言?而当你拿一百元大钞付款,看着那收银员把你的钱从验钞机上过了两遍仍举起来对着灯光反复看,最后还满脸狐疑的看你一眼,你难道没有感到失信于人的羞辱?至于你看着前一阵子还聆听过他反腐倡廉讲话的大人物突然因贪污巨款被毙了,心中的失信痛楚更是无以名状!当然也不是全然绝望,闻听着各界人士关于倡导“诚信社会”的呼声和各级政府不断推出的建立“诚信政府”的举措,你也会蓦然感知到隧道尽头的那一亮光!

  【鉴云】: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手记〗:司马光这段话,是讲罢晋国大臣智伯的故事后的感慨之言。智伯有才而缺德,总是以损人出马,最终以害已告终,落得个破国亡家,死无葬身之地。“德才兼备”的话,古已有之,而从司马光到现在,这话也说了一千年了,可事情总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也弄不好的味道。从两汉以前的荐举制,到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办法是想遍了,可还是出了那么多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时至今日,看着那些经过组织部门层层“考察”和“民主推荐”而提拔上来的官员,一夜东窗事发就成了千古罪人,还是让人怵目惊心不已!难道说这“德才兼备”的境界真的就不可企及?非也!细细考究,其实还是我们的选人制度和管人方法出了问题,一是选人时由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本来是大家的事,却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是“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是“民王”而不是“民主”,看起来只差一点,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结果可就差的码子大了。二是权力缺乏制衡,还是那句话,“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一朝为官便天不收地不管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加之周围有一群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辈,日子久了,想不腐败都难。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德才兼备的精英有的是,政治清明也就自然而然了。

 


 

   题记:秋阳斋主者,乡野人氏,位卑而无为,生平所好者读书耳。好读之好书众。《资治通鉴》为其一矣。每读好处,便拍案称奇并有话想说,随手拿纸,信笔书之,日积月累,只纸片言竟为数不少。故撮录一起,名《浮光鉴影》。浮光者,浮世诸事之光,鉴影者,鉴史得失之影也。今不揣冒昧,出以示人,以就教方家。
 

   【鉴云】:《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先辅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以图智氏矣。《卷一》
 

   〖手记〗:过去在农业上搞土壤农化时引用过“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话,主要是想说明要丰收就得多施肥的道理,那时用意很正面,因为话是从别人引言中抄来的,未见原文,不知原意,还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已贻笑于大方之家了。其实《周书》此言之用意,远非我等农业工作者所借用的那般善良,而是官场的一种权谋,三十六计上当属“欲擒故纵”之计,时下书面语叫“纵容”,陕西人说法叫“日弄人呢么!”但读史观今,官场上就是这么回事,政治就是权谋的游戏场,不懂权谋的好人,政治就不是他玩的鸟!当年晋国的智伯不知自律贪欲,中了此计,猪一般被人追肥了再杀,最终引来杀身灭族之祸。再观今日社会,智伯之后继者不绝矣!那么多大贪官,当初可都不是坏人呵,否则这组织部门都是“双眼瞎”不成?细究原因,大约都是“君子爱钱”(这本身并不错,钱乃生存之托,谁不爱!)但却“取之无道”,被那些行贿受贿、阿谀奉承之辈牵着鼻子走,把“冰渣”愣当“冰糖”吃,最后一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所言:“生来只恨钱不多,待到钱多人死了!”行刑之际,怎一个“悔”字了得!说到这里,我还是想提醒那些有点爱钱而且喜欢阿谀奉承的领导们:当心呵!慎独,诫贪,珍重。当那些送钱送物者口口声声说“小意思”的时候,弄不好那就是“ 大陷阱”!当然,至于那些以“东窗事发被抓起来的总是少数”自慰,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者,陕西人所谓“心瞎了”的人,那便天生就的纪检监察对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下地狱去吧,阿弥陀佛!
 

   【鉴云】:文候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臣’。今所置非成(魏成)则璜(翟璜),二子何如?……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手记〗:认人的事,自古是一大难题。小的事候,母亲在谈及家族及村里的是是非非时曾嗔叹说:“人没尾巴难认得很”!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看过了那么多世事的风风雨雨和官场的沉沉浮浮,更觉得母亲的话大俗而大雅,文浅而意深。李克的话是对的,而且说得很经典。问题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反正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皇帝老儿们做好的并不太多,否则就没有那么多“国乱”“家贫”了。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为这个问题困扰着,制度规定、考察推荐、三令五申,办法想了一大萝,组织部门忙得团团转,结果还是出了不少大贪小贪,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斩不尽割不绝,弄得老百姓蛮大的意见,影响了党的形象。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而得人心靠什么,靠人!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得人,得老百姓拥护的人,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良臣”,是确保完成执政党历史使命的基本保证。由此而言,选人的问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问题。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今天重温老人家这句话,仍让人觉得字字千钧!
 

   【鉴云】:起(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之?”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手记〗:“士为知己者死”!中国人讲这个。古圣人一言九鼎,这教化便成了正直的中国士兵乃至中国老百姓的秉性。华夏几千年文明史,演绎了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故事。故事突出的是所谓“仁爱”的主题,然而当我们拨开这主题华丽的外衣去看本质,却不难发现其中的“权谋”动机。将军之爱士兵,是图士兵奋力效命;长官之抚下属,是图下属勤奋工作。古往今来,政治军事,莫不如此。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此之谓也。不过话又说回来,权谋也罢,有所图也罢,总百倍地胜于暴君和酷将。在世事的大演绎场上,平凡人的命运总是让人悲哀,士卒的母亲的哭声令人心碎!她也是我们所有平凡人的母亲呵!老子说:“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圣人无情,以百姓为刍狗。”夙命就象如来佛,如来佛的掌心是很大的呵!元曲小令叹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瞎好都是你受罪么,唉……
 

   【鉴云】:卫候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丘公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手记〗:子思之忧有理,但大约无用,忧了白忧;否则,时止今日,何以此风犹胜也。中国之所谓官场上的事,让局外人看来,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多是人人皆知其是,可就是“是”不了,有些非,人人知其为非,可愣是“非”不成。上面子思所言的所为“是非”就属此类。你坐下来问任何人,君主、臣子、上级、下级,没有人说文过饰非好,也没有人说阿谀奉承好,但你千万别以为事情就是这样,而事实往往恰好相反。历史上的例子俯拾即是,就不说了,你抬眼往今日的社会上看看,文过饰非的上级,阿谀奉承的部下多得把人能绊倒。但我敢打赌,你去问他们其中的任何人,没有人会说这两句话是对的,可生活中天天如此。以至于坊间把毛主席提出的“三大作风”改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时候我就想,这人是咋的了,明知不是而是之,明知不对而对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做就做了。自古到今,一些明君贤士办法点子也想了不少,可这病呀就是个治不了。一人因此而毁之,一家因此而败之,一单位因此而风气败坏、事业无成,甚至于一个朝代因此而失人心失天下的例子都有!为什么?窃以为,其一是人性趋利的本性,其二是体制引导的必然,在特定条件下,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前者是德育的范畴,要把人教育好,是一件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事;后者是政体的问题,几千年都是“官本位”,有权才有一切,上面说了算,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就进不了官场,也实现不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如果是“民主”而不是“明主”当家,大家都对人民负责,而且是只有向人民负责的人才能得到选票,得到职位,你让他去文过饰非,他能瞒过群众的眼睛?你让他去趋炎附势,他都不干,干了没“利”嘛!


 

      题记:秋阳斋主者,乡野人氏,位卑而无为,生平所好者读书耳。好读之好书众。《资治通鉴》为其一矣。每读好处,便拍案称奇并有话想说,随手拿纸,信笔书之,日积月累,只纸片言竟为数不少。故撮录一起,名《浮光鉴影》。浮光者,浮世诸事之光,鉴影者,鉴史得失之影也。今不揣冒昧,出以示人,以就教方家。

     【鉴云】: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卷二●显王》

     〖手记〗这是一段很经典的对话,其中涉及两个命题及其关系,一是变法而成,二是守法而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卫鞅是改革者,强调变,“苟可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是守成派,强调稳,“缘法而治,吏习民安”。两人所言都有其道理,这里的关键是:“法”是不是已旧?“变”是不是适时?当是时也,秦孝公之所以“善”卫鞅者,正是秦之先王之法已经过时,而面对诸侯割据、中原逐鹿的天下大势,唯“变”可以图强也。《易》说:“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此之谓也。当然,这段对话中也有糟粕,即所谓“民不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的说法,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如出一辙。这在当时文化由贵族垄断、信息极度闭塞的社会现状中也许有其合理性,但与当今民主社会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不可鉴,或只可反鉴。学会“扬弃”,此乃读史之要诀,须谨记毋忘。

    【鉴云】: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公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从何而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卷一●安王》

   〖手记〗: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子思可谓谏臣也,说话一针见血,直到痛处,听起来很解馋。可读到此处有些讷闷,子思直言之后,卫侯说了些什么,司马光打马虎眼了,没说。没说,总是不好说,不好说的事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如果能“王顾左右而言它”,那都算是明君了,弄不好会面有愠色,拧过身就给他一双小鞋让他受用。中国的官场,“官本位”根深蒂固,“顺而有福,逆而有祸”成了千年法则,一当领导便自信心大增,立马自以为是;一见领导便摧眉折腰,只是个唯唯诺诺。领导说:辘碌把能擀面。立马说:好窍!领导说:公鸡能下蛋。立马说:亲眼见!如此媚上欺下之风不止,别说“国事将日非”了,啥事都将日倒!不信你向身边瞧瞧,这号人这号事多的是。

   【鉴云】: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乱,可取也。”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战于浊泽,大破之,遂围魏。成侯曰:“杀莹,立公孙缓,割地而退,我二国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杀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贪也。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患矣。”《卷二●烈王》

    〖手记〗:争先恐后,世之常理。而与人竞争的办法,不外乎两种:一是比人更强,二是把人整垮。义与不义一目了然。这懿侯的馊主意属于后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咱国人懒于奋斗,不喜争先,但又不想落后,便想法儿把人弄垮,并声言此为中国人特有之“劣根性”云云。其实说这是中国人的老毛病应属证据确凿,懿侯有这馊主意都几千年了;但说这病为中国人“特有”则不尽然,远的不说,就当今世界而言,西方列强就有几次类似做法,而且都是大手笔。先有东西德,后有南北韩,中国要不是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胆识和气概,四九年的时候就有可能又是一个南北朝了。国人有此固疾,固当批当治;但断言西方人就无此疾,“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园”,则有些偏激,别人一好,连肚脐眼都没有了,此乃诸葛亮先生所谓“引喻失义,妄自菲薄”也,并不可取。

 

    【鉴云】:楚昭奚恤为相,江乙言于楚王曰:“人有爱其狗者,狗尝溺井(给井里尿),其邻人见,欲入言之,狗当门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恶臣之见,亦犹是也。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扬人之恶者,王曰:‘此小人也。’远之。然则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终已不知也。何者?以王好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王曰:“善。寡人愿两闻之。”《卷二●显王》

    〖手记〗:楚王是个好人!但大概是个“老好人”。欲“善”善也,但一味求善,善将不善也。世上的人和事一样都是一分为二的,善恶总是相对而存在的。只求善,不察恶,善终难自保,还会误了家国大事。楚王之乐闻善,与东郭先生之保护狼的心理是一回事。好在楚王在未被“弑”掉之前被人提醒,灵醒得早,并有了“寡人愿两闻之”的明见和善言,而这最后的“善”,才真是善之善者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兼听则明”。语言应该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所以听话,关键不在是不是好听,而在于是不是事实。不察事实如何,只捡好听的听是很危险的,因为那极有可能隐去了生活的另一面,而且是很可怕的一面。至于说话,也是同理,只捡好听的说,不是谄媚之辈,最少也是“老好人”之类,是一种缺乏责任感的行为。记得前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这几年落网的“大贪”,中,很少是由身边的人揭发出来的。真的,现在“江乙”这样的人也是少之又少!这就如同有一群人明明看着狗往井里尿,却都因为怕被咬而不吱声一样。且不说那些帮着领导搞成“集体腐败”的助纣为虐者,就是明知有人腐败而默不作声以求明哲保身的人多了,反腐倡廉也很难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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