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关中古称“天府之国”，位于其西部的宝鸡，地处八百里秦川之上流，襟千带渭，依秦岭而阻陇坂，群山聚合于西，平原敞开于东，良田阡陌，沃野纵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炎帝故里”和“青铜器之乡”的誉称，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宝鸡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积淀之深厚。
远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宝鸡就成为老官台文化的主要分布区。陕西共发现这类文化遗址40余处，宝鸡就有18处之多，几近其半。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距今约6800-4000年，是远古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陕西发现的这两类文化遗址有4200余处，而占全省面积不足1/10的宝鸡则有730余处，占1/6。其中仰韶文化遗址的比例更高，约达1/4，文化发展、演变序列之清晰、完善，绝非其他地区可比。对于中华民族始祖炎帝、黄帝的时代，学术界虽有不同的看法，但认为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和龙山文化，却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有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密集分布、发展序列清楚的宝鸡，是炎帝或炎黄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当然不是没有可能。而炎帝及其部族诞生在宝鸡的历史记载和有关传说，也不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想象或穿凿附会。
进入文明时期，宝鸡一度作为夏、商王朝的外服或统治的边缘地区，虽缺少了中原文化核心地区的光彩，却积蓄、孕育了一代更为辉煌的早期文明。从宝鸡走上中国古代历史舞台的西周王朝，基本是在这里的周原（扶风、岐山两县之间的周原遗址），也就是周早期都城岐邑及周围，形成了她的统治、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国家形态，并带着不同于夏、商时代的国家模式，走出关中，走向中原，走向东方，分邦建国，藩屏王室，开创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全新局面，使中国初次完成了从血缘邦国到地缘国家的历史性过渡。
西周王朝把我国早期国家形态发展到最高、最完整的程度，建立起一整套统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典章及礼仪制度，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西周时期，把中国时代的青铜文化推向了最高峰，产生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孕育了西周文明的宝鸡，所获得的丰厚馈赠证明她没有被历史遗忘。埋藏在这里的周代文化遗存，每当一出土，就会举世震惊。周原的大型宫室建筑、甲骨文、青铜器、杨家村铜器窖藏、周公庙甲骨文、宝鸡鱼国墓地等的发现，无一不受到世人瞩目、媒体聚焦，而成为一时之盛事。尽管已有这样多的重大发现，但宝鸡还有多少惊人的埋藏，还有什么样的历史之谜，任何人都难以预料。宝鸡依然是考古学家代复一代追求的梦想和探寻之地，也是世人的期盼之地。
西周末年，戎狄发难，骊山脚下“烽火戏诸侯”所导致的突然变故，使王室东渡，定鼎洛阳，但宝鸡这块沃土并没有因此而寥落。送别周耆老，迎来秦新宾，宝鸡又一次成为另一个王朝成长、壮大、发展的发祥圣地。
来自甘肃东部、陇山以西的秦民族，带着西北高原的风霜，几乎是踩踏着周王朝的兴盛脚印来到宝鸡，开始了她通向秦帝国的长达五个半世纪的艰苦旅程。在这一时期，秦人随着围力发展而迁徙的都城有六处，最初的四处皆在宝鸡，有千城、千渭之会、平阳、雍城，先后经营近400年。其中在雍城的时间长达287年，为秦国后来逐鹿中原、统一天下、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的充分准备，并对此后2000多年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秦在宝鸡一带建立的鄜畤、密畤、吴阳上下畤祭祀上帝、黄帝、炎帝的形式和设施，形成了以“畤”为核心的所谓“郊雍”的宗教礼仪和祭祀体系。古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秦在宝鸡形成的这种“郊雍 ”祀典，不仅在秦都东迁后代的170年间被保持，而且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的祭祀形式和祠庙的设置。
与西周王朝相像的是，秦从封国向帝国的发展足迹，同样也深埋在宝鸡的黄土地中。残垣和遗址、大型的宗庙建筑、旷世空前的秦宫大墓，展示着秦民族追求博大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宝鸡益门小墓的金珍玉奇及早期的铁器，又展现了秦国在黄金与冶铁工艺、技术方面所处的领先地位。这些发现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引起的不仅是人们的惊异，同时还有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赞叹。
中国的方块汉字时典型的国粹，也是世界上独具一格的文字系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汉字较清楚的发展历史不过3400余年，而发现于宝鸡地区的西周甲骨文和金文，秦国的青铜器铭文，下启汉隶八分，在中国的汉字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活动于宝鸡的周、秦系文字的千年发展，中国的文字会是什么样子？可能谁也无法估计。
宝鸡的地理位置是东连中原，西接甘肃，南通巴蜀，靠近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的连接地带，处在不同经济形态文明的交汇区，有利于兼收并蓄不同文明的优势，弥补单一文化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