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晁峪，就忆起晁峪。晁峪正如她的名，两条带状山夹成了一条沟。晁峪，地面狭长，大约有四五公里长，但不足二三百米宽，依次由上而下罗列着八个村民小组。在原来贯穿而过的沙土公路上形成一条尘土飞扬灰不溜丢的小街。有十多家店铺，木质的门，木质的窗，木质的插板，严谨而小气地排放在房檐下。有咯咯叫着的鸡，有汪汪叫着的狗，在土街上自由的来往。
初到晁峪，总有一种方向错位之感。总觉得太阳是从北山升起，中正的照耀着村庄，悠闲地越过街道，再从南山坠落。很多次，我和晁峪当地人说起方向，也总把东面当北方，将西面当南方。这时候，当地人笑笑地指指脑瓜，再指指山头的太阳说，不对，那才是西方或东方。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方向性的错乱。
晁峪有条小河，涓涓地流淌着，终年不枯。与河水平行着的是原来的310国道，那时的国道，纯粹土沙路面，极窄，贯穿了整个晁峪村庄，绵延到一个名叫上川的村落，再如一条土带子翻山而去。每有大车呼啸着从街道而过，黄尘、纸屑、柴草、树叶、还有晾晒的衣物会随着车尾的空气打着旋绕着圈，飞舞，连悬挂在店铺门上的白布灰布大小各异的门帘，也随着车风的撩拨上下跳动着，颤抖不已。晁峪街虽小，却汇集了粘着川音的四川客、呔着甘肃话的草面客、撂着河南腔的河南人。特别是一些简朴的小店，卖些火柴、瓜子、洋蜡、肥皂、牙膏、灯泡、卫生纸等等小杂货的店铺，主要也是由一些外来客经营。记得，有一家店铺，经营者是一个干瘦黝黑的四川人，他可能是外出糊口来的，也可能是打工来的，更可能是闯荡来的，总之是有颗不想呆在家终了天年的心，来到了晁峪的一间临街的民居里将自己安置了下来，并从晁峪的一个深山里引来一个身段高挑、擦着白粉、抹着口红的年轻女子做了媳妇，就在他经营的木板小橱窗里养儿生女，经营着自己“安逸”的生活。“安逸”是他经常说的话。每在没有货的时候，就叫我姨夫开的手扶拖拉机给他拉货。记得，大清早的，我姨夫摇动车和那个四川客沿310国道一路向“东“，不，是向南出发了。很多时候，一次往返就花去一整天时间，常常是半夜三更还不见踪影。因为是连续的翻山越岭公路，一面贴崖一面临沟，路险而陡，于是，我姨就常常站在村街的房檐下一直向狭长的上街望，再一直向辽远的山上望，是想看看盘山路上有没有明亮的车灯。当有明明的车灯照过来的时候，我和我姨嘴里就念叨着“来了，来了”，可那些车越走越近，却一晃就过去了，于是就再等下一束明灯了。这时候，因为弟弟妹妹们还小，我是最大的，就只能陪我姨一直等到深夜。所以那些年，只要听到院落里传来那个四川客的四川腔，我们全家人就知道又是来叫我姨夫拉货的，于是就常常心惊肉跳的，总有一种心被掏空，被吊着，被悬着的感觉。
晁峪街道的正中原来有一所乡中，比较有名。它的有名源于学校里有一个姓牛的老师。听晁峪人说，那牛老师也够“牛”的，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某部驻防团长，解放后弃旧从新做了教师，也在“文革”期间被人用细铁丝栓上大门板挂在脖子上游过街，挨过斗，平反后又从了教。他上课不拿书本教案等任何纸质东西，手里只拿两根粉笔。一堂课上完了，粉笔就写完了。他一黑板一黑板的出题、算题，绝没有重复的题目出现，道道题目是由易到难，阶梯型拔高。在每年中考前夕，他还能变戏法似的拟猜几道题目，让学生提早训练，常常是十猜九中，十拿九稳。因此，周边有许多学生都愿意来晁峪乡中就读，于是，一直寂寥的晁峪小街就空前的繁荣起来，卖文具的卖的更火了，卖各种小商品的卖的更快了，就连卖面皮的也常常因生意爆满而眉开眼笑，而牛老师的大名也就在各种口头的传播中越传越神，远近闻名起来。我也曾有幸一睹牛老师的形容，他个头瘦小、头发全白但脸堂红润，只是走路颤巍巍的，需要人一左一右的搀扶，当然那些搀扶他的人都是自发而起的学生，没有酬劳，都心甘情愿，只出于真诚的仰慕与爱戴。许多年过去了，再听晁峪人说起牛老师是在2002年，说他早回山东老家养病去了，也不知他现在近况怎样，是否还健在？许多图影，只能在记忆的梦乡里反复出现，随着岁月咀嚼到老。
晁峪人惯于闲散，生活是慢节奏中的慢四。若有太阳，无论冬夏，整条街的两侧房檐下，坐满晒太阳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其乐融融。更有一些年轻人在太阳光里打台球。一摊一摊的花花绿绿的数字球咕噜噜滚进洞里，于是就吵吵嚷嚷地再开一局。自然也就有一些外地人看中了繁荣的台球生意。于是就在街边摆几桌案子，大嗓门地招徕生意。当然，围观的人多，会打的人少，总显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其中有一个络腮胡身材魁伟的黑面男子是台球生意的领头者，他有一个与他形貌极不相称的名字，很怯懦很和蔼地叫“胎胎娃”。总之，许多人都那么叫他，他也唉唉地应答着。也不知是当地人戏弄他这个外来客，还是他自小就那么叫那个名。后来，我听我姨夫说，那个人本名就是这么叫的，那是源于小时候他父母的疼爱所致。当时我相信姨夫的话，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把姨夫最小的儿子叫“胎娃”，他当时五岁。为此也惹得我姨常说，再不能叫他“胎娃”了，再叫“胎娃”，他长大了，就和街上做生意的“胎胎娃”一样，改不过口，难听死了……
晁峪人爱耍社火，年年正月从不间断，由开始的马社火到后来的车社火，再到现在的秧歌舞。耍社火是在乡中的操场上，马社火主要是扮演一些秦腔剧目，穿戴自然是秦腔行头，脸画成秦腔脸谱，一个“身子”一匹马，在场中不紧不慢不疏不密地兜圈子，让围观的人看。说到脸谱，自然让我想起一位老人，他是画脸的老艺人，在晁峪街人人都叫他“大爷”，可能是辈分较高的缘故。那大爷牙早掉光了，嘴瘪瘪的，满脸的白麻子，也听人说，那老人年轻时可风光了，地主出身，还在省城里上过几年洋学堂。大爷闲余时间爱讲年轻的往事：“我西安上学的时候，才十七岁。那年我回家探亲，一进家门，就碰到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人，她足足大我十多岁。后来我娘对我说，娃，她就是给你娶的媳妇。于是，我就糊里糊涂结婚了。后来我又上学去了，一年后回来时，那个女人早死了，埋了。我娘说，娃，你媳妇怀了你的娃，最后小月了，娃没了，大人也没保住……直到现在，我还想，我那个女人怎么会死了呢？后来家里又给我娶了现在的拉婆——就是我娃他娘。可我还常常梦里梦见我的第一个女人，她年龄大，可人真是好看，那是真的……”大爷每在讲他的故事时，总会从第一个女人开始，再到“那是真的”结束。当时，我只感觉大爷走南闯北见识极广，就津津有味地只管听，后来渐渐明白那是他人生中不能磨灭的痛。再后来我参加工作了，也去过大爷家几次，几次见面却总也找不到当年他侃侃而谈的话题和感觉。在烟雾缭绕中，大爷只是静静地坐着抽烟，很少说话，我知道，那是大爷已经老了的缘故。不久，大爷就病故了，当听到大爷病故的消息，我心生惋惜与哀痛。
近年来，晁峪在变迁，先是310国道改道，不再经过村庄，而是从山腰修过；再是陇海复线从河滩贯通，经过新庄；最后是宝天高速从“南山”半山腰开过，噢，不对，是从西山半山腰开通，我知道我的方位感总是在我的记忆中定格而显得凌乱。总之，晁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如原来的学校搬迁、合并、另建，乡政府也向西迁移，还有大量房屋的拆移，最主要的还有晁峪的社火变成了“秧歌舞”。去年正月，晁峪的那些放下锄把飘舞绿绸的妇女姑娘们，穿着红毛衣，黑裤子，白球鞋，“蹬蹬锵”地跳跃着，变换着各种队形。听说，还上了电视，拿了奖呢。
总之，每次经过晁峪，就会回忆晁峪，晁峪是我少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熟悉地方，我时常关注着她，就像我一直牵念的一个久违的亲人那样，时时刻刻，一种情从未间断，也永不间断……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坪头中学 张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