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对于三姐，比常人更关乎着命运。我与三姐，比别的兄弟姐妹更紧密，她的后面紧跟着我。生我的日子里，她生了病，护士将针打在了她的坐骨神经上，她的一条腿残疾了，当时她三岁。
自从我有记忆，我就是三姐的尾巴。她上哪儿，老娘老叫我跟着，我巴不得，三姐却嫌烦。有时候为了能跟去一趟她的同学家，得由着她随意的捣制，例如用红毛线头在我的自来卷的头发上扎出一系列的小结，每个卷曲的发圈上一个，那样走出去很难堪，得忍，只为三姐拥有的而于我却未知的世界。我也有有用的时候，当年泥泞的街道会让她坐屁股墩，还不知道尊重残病人的年代，会有小孩起哄，我的声音很亮，能帮着三姐喝退他们。在那之前，我那嘹亮的嗓音只用在不高兴时的大哭大嚎，帮助三姐的过程中，使它有了正经的用处，是我无比自豪的事情。那时，我大约三岁。
在县上时睡炕，我们都一溜溜地挤在老娘的炕上。来市上后我和三姐被分到单独的房间共同的一张床上。冬天既没有暖气又没有炉子，电褥子还没有发明出来，三姐的病腿总生冻疮。老娘叫我替三姐暖她自己暖不热的腿。老娘孩子多，家务重，没有那么多的好话，她的命令总让我萌发不平等的念头。于是穿上自己的小棉袄，光着腿，蹲在门外走廊上，以冻坏自己的腿抗议老娘的偏心眼。那时候有一个误区，并不认为腿是自己的。心里还有一个怨气的怪圈：三姐是你生的，你心疼她的腿，我也是你生的，你不心疼我的腿，我就给你冻坏，叫你心疼去。多傻！老娘倒是大将风度，拉起来，塞进被窝，不再理会，只说过她这个多子女母亲一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猪争窝呢”，这是老娘对复杂问题最简单的化解办法。老娘也许对我心中的小渠渠了如指掌，也许她啥也不知道。几十年后，心中所有的块垒早被老娘“一条儿女一条心”的博爱融化，留下的只有童年融融的阳光。
尽管如此，老娘对三姐的偏爱都是真的。三姐出生的时候老娘刚刚结束了寄居破庙北极宫的阴冷生活，在凤凰台早春暖暖的阳光中迎接了她的五个女儿中最像她的那一个。老娘皮肤极白，我们却大多象了老父，属黑炭一类，说浅点也顶多属于麦子色。文革中经受的苦难很多，每临恐惧只想抱一下老娘的胳膊，小黑手在老娘玉色的臂上，象非洲小饥民与欧洲志愿者的那种强烈的对比。三姐可不一样，尽管赶不上老娘白，但与老娘的靠色足以使她的健康和老娘的骄傲溢于表皮之外。老娘象热爱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一样宠爱她的三女儿。
大姐是每个弟妹儿时的见证者。她说，当时咸阳城里的蜂蜜棕子很有名，只要门口响起叫卖声，三姐就能享受一回让哥姐们垂涎的奢侈。要知道那时候可是重男轻女的时代，大姐二姐不用说，大哥二哥得不到的三姐能有，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大姐二姐当年和后来的我一样，每当老娘给梳头的时候，才是被揪住头发教训不是的时候，为了躲避，我早早学会了自己打理头发，三姐可不一样，生发油梳头，由老娘亲自操持，那是谁也没有的特殊待遇。三姐的大辫子又黑又粗且油亮花水，我是见过的，大姐二姐也是大辫子，只是没有生在好时候，战争年代，跑胡宗南，能活下个性命就不错了。谁都赶不上三姐的福气，我出生的时候家住甜水井街，生在粉巷医院，也都是美好的符号，但怎么说也比不上三姐的凤凰台的名气大而文化底蕴深。据说，天底下只有凤凰台下出生的女孩美貌灵醒占得全。难怪我天生不好好长头发，两根辫子合起来没有三姐的一根粗，一起留的头发，三姐的大辫子都齐腰了，我的小辫儿才挨到肩膀上，还歪歪扭扭地辫不直，好在文革开始后，大辫子小辫子一齐被剪了，我才没了那么多的尴尬。老娘也有安慰我的话：贵人不顶重发，灵人发稀等等，我时刻铭记着。老娘的话并不准确，比如她说我的头发少，但质量好，丝头发，不会白，可我与三姐一样继承了她的少白头遗传，早早生出华发。现在回想，老娘的话也没有白说，这么多年，我一直用老娘的话在别人面前讨要着自己的骄傲和自信。这不失一种自求平衡的心理良策，安慰我，老娘做到了，但三姐的平衡怎么找得回来？她原本是完美的（起码对老娘来说是这样），只是上帝好象不喜欢完美，让三姐的美残疾了，那么，老娘心中的美好怎么才能不失衡呢？
于是，就有了后来老娘对我俩前途命运无意的定位和我对老娘最多最持久的反抗。
我从开始帮老娘干活，就伴随着老娘无数次重复的一句话：你三姐腿不好，叫你三姐多看点书，多喝点墨水。不管我爱听不爱听，看书确实是三姐的特权。三姐不看书老娘会喝斥，我看书，老娘会喝斥。大姐二姐在西安上学，我和三姐始终跟着老娘。三姐看书的时候多，我成了帮老娘干活的主力军。我甚至越干越爱干，老娘没让我干的，我也乐天乐地的干。上小学时有不少河南籍的同学，父辈躲战乱或灾害过来，到他们上学时，家庭还没有多少生活基础，拣破烂拾煤渣是他们补贴家用的必须。我跟着他们也学着干起这样的营生，猪骨头牛骨头每次都能卖得几毛钱。最值得一提的是煤渣，当时，我那贯于忍辱负重的老爸正在经历文革前的一场政治运动，而八个子女有七个在上学，上辈老的也都到了多事之秋，老爸卖了自己的手表，家中的缝纫机、被褥甚至大姐结婚的毛线，而我拣来的煤渣让家中的煤炉一个冬天没有买煤，老娘干脆叫七弟八妹都去给我帮忙。我更加乐此不疲，少看书多干活成了我的自觉行动。于是，我有了褒贬各半的赞扬：拉蛮的。在尊重劳动的时代，把我定位为体力劳动者倒也不算不好，但我也有做科学家的理想，我在学校也是三道杠，只叫三姐看书将来做科学家我好不服气，但骨子里并没有十分在意，因为能干事情让我获得自信和勇气，远远比老娘的定位对我的压力重要的多。现在看来，真得感谢老娘赋予我多于别人，特别是多于三姐的实践机会。说到这里，得停一下，因为我有些惴惴不安，老娘用爱心的翅膀把三姐罩在书堆里，把实践的权利过多地剥夺给了我。应该说，三姐人生中许多的迷茫源于失去本来属于她的实践和锻炼的机会。我似乎对三姐的不自信多多少少、隐隐约约地更负有责任。
而我当时并没有领老娘的情，显得太自信，老惹得老娘伤心。老娘在五十多岁时还保持着刺绣的爱好，我耐不住老娘的诱惑，趁她不备，偷着在她的绷子上戳几针，老娘发现了不让，她越不让我越绣，她说急了，我干脆掉着眼泪给她绣完，老娘没治。婚姻上更不听老娘的，老娘动员老爸管教我，被我用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堵了回去，老爸也成了我暗中的同盟军。老娘哭了五年，最后用“生了你的身，管不了你的心”做了结束语，泪人似的把我送上了旅行结婚的火车。
三姐一直是大家闺绣的形象，安安静静，不疯不狂，知书达理，心灵手巧，工作上进，人人夸奖，是老娘的乖乖女。可她让老娘的眼睛最终长出了白内瘴——三姐把自己埋头在书堆中，平静地待字闺中，竟让自己三十岁冒了尖。老爸是最能沉住气的人，都急了，说三姐把自己当驼鸟，把书堆当沙堆，一头扎进去，不管春夏与秋冬。
如果把三姐的婚姻归咎于病脚，不是理由。三姐天生丽质，丰满健壮，天真无邪，年轻时光也是人见人爱。有多少人看上她，我尽然知道，至今能说出一串串名字。可她当时一律不理不睬或浅尝辄止，我敢说，三姐在结婚前没有爱过或真正爱过一个人，尽管她在婚后对丈夫和儿子的爱不比任何一个女性差，但在婚前她没有。她不敢，不能，不会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她的悲哀。她看了那么多的名著，欣赏了那么多的爱情故事，但她没有自己去爱的勇气。这也是老娘的悲哀。老娘八个儿女，除了三姐，个个都被老娘早早地打将出去，自谋出路，唯独在三姐面前心慈手软。
其实，几十年走下来，我体会了人生不同角色，早已理解了老娘，早已不反抗老娘了，顺从她也早已形成了习惯。有人说孝顺老人的根本是顺从。我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在这个矛盾的世界上磕磕碰碰千辛万苦死去活来地完成了繁复的责任和义务，就让他们顺顺心心地活活自己吧。
三姐也凭着她的勤劳智慧什么也不缺。一个温馨的小家，丈夫有责任心，儿子优秀，还有什么苛求呢？但是，三姐如果满足了，她的十斗才学怎么办呢？何况后来的这些年她仍无休止地用书用电脑报刊杂志积攒肚中的墨水。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三姐是不是看书看瓜了，老娘早都不要求了，她咋不知道停息和解脱呢？
三姐夫下岗后一直在外打工供儿子上学，儿子大学毕业了他却意外摔伤。三姐在伺候三姐夫的时候，遇到同病房的一位老教授。三姐不凡的谈吐和丰富的知识面让老教授震惊，他鼓励三姐写文章，并说不写太可惜。三姐在诉说这段机缘时眼睛很亮，我知道她心中还有梦。我和八妹都认为最应该写文章的是三姐而不是我俩，老娘给三姐灌的墨水以及培养的学习习惯十倍于我们。我俩就这蝎子的尾巴一点点脓水都通通涂在了纸上，三姐要动笔一定是厚积而薄发，一发不可收拾。但关键是她的勇气。
我不敢说三姐是被我逼上婚姻殿堂的。记得我只对她说：你就当一回李双双先结婚后恋爱吧。老娘却掉着眼泪说我：你就这么把你姐打发了？我无言以对，攥了两拳的汗。三姐倒没说啥，我知道三姐下了决心，我只是帮她跺了跺脚。三姐身体上的脚有残疾，心里的那个脚是健全的，她后来把自己的婚姻经营得不比谁差，就是佐证。
三姐写作的勇气会被老教授激发起来吗？我相信会。三姐会为自己实现梦想的幸福再跺一次脚。老娘九十岁了，三姐心中的墨海子会为它的奠基人涌动起来，我也会随之少了许多歉疚之心，必竟我占了三姐不少动手能力的上风头。
多好。三姐，你就跺跺脚吧！
作者：宝鸡市人大常委会 孙惜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