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
原标题：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必然之举
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基础规则、高标准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公平监管体系，以及对不正当市场行为的干预，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战略部署，也是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办好自己的事情、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具体行动，是下一阶段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巨大的制度红利。
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项基础性的制度改革，但其迫切性更多体现在，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
第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生逆转，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也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发达国家内顾倾向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对我国经济循环产生重大影响。过去我们针对西方市场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的环境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战略和新思路。这就要开始重视和利用我国日益强大的国内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以及国内购买力的增长，中国市场不仅可以为自身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还可以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中国贡献。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助力我国扩大内需战略，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而作出的全面部署和先手棋，是在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
第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为了畅通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循环，而且要以国内循环带动促进国际循环。经济活动需要产业链上各种商品和要素的无缝链接，再生产各环节实现正常循环。如果链接或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的停产、限产甚至破产等，宏观层面会出现增速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消除关键技术、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显然，全国统一大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的建设，将在其中发挥极其重要的机制和载体功能，有利于促进国内供需有效对接。
第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为了实现产业高水平自立自强。当前，一方面，我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出现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逐渐走向瓶颈，利用技术创新消化高成本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重大举措就包括科技创新和突破产业瓶颈。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力度，我们急需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方面破解“卡脖子”难题。因此，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成为我国能否更好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只有立足于国内强大的统一大市场，切实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壮大自身高技术产业，才能在各种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形成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产业体系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诱发技术创新、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和集聚创新人才与资源等方面，尤其是来自消费者日益提高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可以激发企业形成持续性的技术创新。
第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为了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强大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稳定经济循环体系的基本盘，具有“向内集聚资源”和“向外集聚资源”的双重作用。它不仅可以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也可以助推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走出去”，增强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进而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为此，我们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通过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我国强大的内需潜力，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过程。
如何切实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一是加快市场规模建设，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做大市场规模的关键，在于激励人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只有生产率不断增长，才能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福利水平，才能不断地扩大市场总需求规模。同时，由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消费需求，收入分配的改善可以直接推动市场总需求规模的扩大。因此，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要与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联系起来，重点从生产领域而不是单独从再分配领域入手。
二是加快市场结构建设，促进市场结构优化。我国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发育不均衡，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这就要求大力推进按具体要素分类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促进各种要素有序流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高标准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根据要素的特性，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分类推进各市场门类的发育、改革和发展。如因关系到发展质量的提升并具有广泛的社会认知，那些与创新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数据市场、技术市场、人力资本市场等，可以放在改革的优先位置加速推进；对涉及政府管制的某些要素的市场化交易，如关于碳排放、排污权的交易等，也可加快推进。
三是加快市场功能建设，发挥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调节作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不足与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领域并存，由此造成一定的混乱。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此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在当前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的领域，如人才、技术、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方面，进一步增加政府简政放权力度，放心、放手、放活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在过去市场取向改革出现过度化的领域，如基础科研、教育、医疗、养老、基本住宅等方面奋力纠偏，让政府“有形的手”更多、更好地发挥作用。
四是加快市场机制建设，促进公平竞争。我国在经济转轨中形成了“行政区经济”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分割和非一体化，抑制了有效竞争。这就要求贯彻执行国家统一的竞争政策，并以竞争政策引领政策体系改革。当前，一是要针对一些地方政府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进行恶性竞争，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等体制性顽疾，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及时查处并纠正各类违法违规制定税收等优惠政策行为，按照竞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时清理各类区域可能存在的歧视性政策。二是要在政策上取消按照所有制、企业规模、行业、地区等分类管理企业的做法，破除企业的等级制管理，统一按照“中国企业”的范畴进行管理。坚持竞争法的根本要求，即行为上坚持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在竞争面前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条件均等。三是要逐步实现自然垄断、公用事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实施自由进入政策，放开这些环节的进入竞争。
五是加快市场环境建设，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我国企业市场运营仍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各种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制度创新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实践证明，交易频繁，活动复杂，其交易成本就会呈指数级上升。作为体现经济运行交易成本的产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变化十分敏感、依赖性强，可以通过实现其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发展，大力降低这种交易相对成本。无论是现代企业的产权体系和治理结构，还是现代市场体系的秩序和运作规则，或者是政府服务职能的法制化和现代化，都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直接相关。同时，大力发展高铁网、高速公路网、通信网络、跨境或国内交易网络等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极大提升信息传递和物流效率，从而显著降低企业的非制度性交易成本。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