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曾说过，“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太多的教训，而这正是所有历史教训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仅仅回望一下上个世纪，契卡、奥斯维辛、九三零事件、红色高棉、卢旺达，每一个词语都包含了几十乃至上百万的人类亡灵。即便是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详细罗列分析了人类暴力下降的整体趋势，但我们仍然要追问：为什么那些触目惊心的集体暴力/屠杀事件，往往都是由“你身边的普通人”最终完成的？人性中邪恶的源头在哪里？
想想的确恐怖——平日里对你和颜悦色的同事或邻居，很有可能一转眼就成为了暴力事件中的施暴者。图西/胡图，犹太/日耳曼，黑人/白人……所有这些“我们/他们”的划分中，又有谁不是以正义之名来进行赤裸裸的杀害呢？
（本文或许包含了令你产生生理或心理不适的图片以及文字，请酌情考虑是否继续阅读）
文/Noga Arikha
译/antusen
校对/图特
原文/aeon.co/essays/is-neuroscience-getting-closer-to-explaining-evil-behaviour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antusen在利维坦发布
纳粹党卫军官员和工作人员在Solahütte度假屋（集中营工作人员的度假胜地，距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19英里）游玩。拍摄者：卡尔·弗里德里希·霍克（Karl-Friedrich Höcker），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理查德·贝尔（Richard Baer）的副官。图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1941年，在从贫民窟前往乌克兰集中营的途中，一名纳粹士兵打死了我的祖父。我父亲目睹了这场谋杀，而他不过是几百万个有类似遭遇的人之一。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死神就徘徊在我们身边，人性阴暗面中的残暴无处不在。智人中的“智人”并不足以概述人类：除了聪明以外，我们还很暴力。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唯一留存于世的人属生物，能以破坏性手段成功统治地球或许就依仗于此。然而，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普通人为何会施下如此可恶的暴行？
我们为何集聪明与残暴于一身仍是一个谜，这是宇宙学、神学和悲剧学说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提升道德标准的动力，也是社会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冲突之一。我们知道何为光明，何为黑暗。我们可以施下恶行，也可以创造性地思考诱发恶行的原因。塑造人类思维的自我意识究竟如何触发了恶行最令人困惑不已，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该问题。施暴之人的行为模式显然可以帮助我们寻找邪恶的源头。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伊扎克·弗里德（Itzhak Fried）曾在《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E综合症》（Syndrome E，1997年）。综合症意指病人身上出现的一组生物性症状，它们共同构成了临床表现。字母E代表邪恶。弗里德发现E综合症包含10种神经心理症状，这些症状通常出现于恶行发生时——如他所言，“原本没有暴力行为的群体”变成了“屡次残杀社会弱者的杀手”。这10种神经心理症状是：
（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97)09385-9/fulltext）
1.重复：重复出现无法抑制的攻击性行为。
2.痴迷于某些观点：犯罪者热衷接受能使攻击行为合理化并支持种族清洗的观点，如西方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图西人都是邪恶的。
3.坚持：外在环境不会影响施害者的行为，即便会丧命，施害者也会坚持施暴。
4.情感反应减弱：施害者情感淡漠。
5.过度觉醒：施害者因受害者数量不断增加而极度兴奋。
6.语言、记忆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完好：该综合症不影响高阶认知能力。
7.快速适应：施害者对暴力行为麻木不仁。
8.区别化：家庭生活平凡温馨的人也可能施暴。
9.环境依赖性：环境，特别是对群体的认同和对权威的服从，决定施暴者的行为特征。
10.团体传染：对团体的归属感诱发了成员的行为，每个成员都将自己的行为映射到其他成员之上。弗里德的假设是，这些行为方式都有潜在的神经生理学原因，很值得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以前正常但后来开始杀人的人才会有这种综合症，以下情况除外：战时，新兵被批准杀人或被批准杀害新兵，许多士兵返乡后（如果真的返乡的话）会因此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公认的精神疾病，如反社会人格，患有此病的人可能会射杀小学生；激情犯罪或虐待他人以便从痛苦中获得快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年版）》（Eichmann in Jerusalem）中创造了一个新的表达法：“邪恶的平庸”，她的意思是，那些参与大屠杀的人或许只是普通人，他们会因为普通的原因，譬如保住工作而服从命令。社会心理学家验证了这一观点。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了监狱实验：在实验中，“普通学生”可能会变成虐待犯人的假“狱警”——不过鉴于实验缺乏足够的证据，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尽管如此，那些患有E综合症的人的确很普通，他们并没有精神疾病。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曾在1992年出版的《普通人》（Ordinary Men）中提到了“普通人”（弗里德引用过此书），那人后来成为了纳粹士兵。杀害我祖父的士兵很可能也是个普通人。
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100天里，卢旺达700多万人口中约有50万到100万人被杀。图源：Dazed
如今，生物学已可对许多人类行为作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单靠生物学无法解释可怕的恶行。令人兴奋的是，神经科学已成为剖析人类的新工具，不过它仍无法对人类的野蛮行径做出解释。政治史（而非科学或玄学）成了解释人类为何自相残杀的最佳工具。回溯上个世纪，短短百年间，竟充斥着大量难以理解的暴行，尽管有些出于政治缘由。ISIS的出现和热衷参军的青年再次促使弗里德加快研究步伐。2015至2017年间，他和法兰西学院的神经生理学阿兰·贝尔托（Alain Berthoz）邀请认知神经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精神科医生、恐怖主义专家及法学家（我将在本文中分享部分人的理论与见解）参加了以E综合症为主题的三次会议。探讨邪恶源头时，E综合症是推动创新性跨学科讨论的有益工具，也是如何用人类语言构建神经科学成果的有力例证。不少有趣的假设和解释已由此诞生。
（www.paris-iea.fr/fr/liste-des-videos/the-brains-that-pull-the-triggers-3rd-paris-conference-on-syndrome-e-10707）
大脑机能解剖学以越来越精确的方式探索人脑时，神经科学也在不断增强揭示人类行为（包括暴力行为）复杂性的能力。既然人类可以进化，研究行为背后的生物学基础时，就要兼顾进化时期和历史时期体现出的具体结果——我们要思考进化过的大脑回路是如何为文化所用，又如何创造文化的。鉴于我们进化成了天生爱社交及互动的生物，神经科学就需要与其他学科对话——大脑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进化的，而行动总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发生，且总带有特定的意义。心理和文化环境是决定既定生物过程是否会发生及如何发生的关键。弗里德列举的特征是结合神经学和环境因素后得出的产物。
《辛德勒名单》剧照。图源：Al Jazeera
E综合症的核心特征是：“情感反应减弱”。大多数人（确切地说，精神变态除外）羞于或非常不愿意给他人造成痛苦，杀人更是不可能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里夫顿（Robert Jay Lifton）表示，只有洗脑和强迫才能使我们反应迟钝，进而打破沉默，跨越“习惯中”设定的界限——患有E综合症的人杀的人越多，就越容易杀更多人。参与大屠杀、折磨他人的施害者可以爱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希望他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一切，但他们对受害者却麻木不仁——这是典型的区别化症状。杀害我祖父的纳粹士兵可能就有此症状。他们将家庭归属感和社会归属感区别化了。当这两种归属感相遇时，各自的群体认同感会暴增，比如波斯尼亚和卢旺达都发生过种族成员之间互相攻击的事。移情现象变得非常罕见。
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社会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将同理心定义为：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从婴儿期开始，人类会逐渐模仿、关注他人，进而想他人之所想，学会换位思考。促使同理心发展需要先掌握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能力，所谓的心智理论认为，人类会在5岁前获得该能力。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菲利普·罗夏特（Philippe Rochat）向我们展示了孩子如何在5岁前形成道德标准，如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被他人察觉。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242362/）
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Kerusuhan Mei 1998）：从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发生在印尼棉兰、雅加达、梭罗等城市的由暴徒发动的一系列针对华裔社群之暴动。暴乱持续约三天，数万名华裔受到有组织的虐待与杀害。图源：Tribun Bali
同理心虽然能使某个团体或社会富有凝聚力，但有时也会染上偏见与狭隘的色彩。同理心还会滋长复仇的情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埃米尔·布鲁诺（Emile Bruneau）已证明，在同理心的驱使下，“内部团体”容易将“外部团体”视为敌人并牺牲对方的利益，团体成员还会因此失去人性。正因为人类惯于区分本团体与外团体，我们从流浪汉身边路过时，才不会想要施以援手，我们背后说人闲话时，才会兴高采烈。我们都在有选择性地动用同理心，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及家庭生活、商业及政治领域发生的非致命性暴力事件证明，同理心的缺失无时不在。
剑桥大学心理学家西蒙·巴龙-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邪恶科学：同理心与残忍起源》（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中提及的同理心弱化，虽然不是极端暴力事件爆发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它为歧视和种族屠杀行为开辟了道路。正如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神经学家吉恩·德塞迪（Jean Decety）所说，“人类的超社会性也有黑暗的一面。”【译者注：蚂蚁、蜜蜂等真社会性（eusocial）动物只会保护自己的巢穴和亲属，而人类是超社会性动物，会将关爱扩展到亲属以外的群体，甚至还会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这种站在人类发展角度提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消除人类两面性的神秘感——即我们能帮助对方，也能杀死对方，我们还会说服自己参与所谓的“正义战争”。与黑猩猩等人族一样，我们进化出了与身边人类联系、交流、合作的能力，也进化出了攻击外人和其他部落成员的能力。但是，我们进化出的自我意识使我们拥有了人性，使我们区别于其他人族。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我们能理解自己，能针对人类思维创造出复杂的科学模型，但却仍无法停止破坏行为。
1945年4月，美军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Buchenwald）后，在德国民众前展示一车的囚犯尸体。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纳粹在德国图林根州魏玛附近所建立的集中营，也是德国最大的劳动集中营，建立于1937年7月。在1945年4月美军到达前，预计共有56000人受害，其中大约有11000名犹太人。图源：Haiku Deck
表现“全俄肃反委员会” （缩写名称中译为“契卡”）处决犯人的画作。根据契卡的官方档案统计，1918-1920年间，有12733人被处死，这个统计只是总数的一部分， 不包括契卡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的行动。而历史学家估计，在1917年至1922年期间被处死的实际人数高达14万，尚不包括内战死亡者、野蛮的报复、大屠杀和其他罪行的致死者。图源：Haiku Deck
有“食人魔王”称号的伊迪·阿明（Idi Amin）在位期间奉行恐怖独裁统治，国内被杀人数达数以十万计（逾五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当中主要是反对他的政治人物。图源：ThoughtCo
在特定情况下，70%的人会以某团体成员的身份犯罪。
神经科学提供了一种有趣的生理模型，该模型将移情视作融合了执行、运动前区及感觉运动功能的复杂动态过程。它特别引入了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和眶额叶皮层（OFC）这两个概念（二者部分重叠），它们是处理杏仁核（大脑边缘系统中进化出的古老结构）产出情绪的关键。眶额叶皮层损伤会影响情绪和决断力。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已用躯体标记假说展示了传递情绪信号的身体感受是如何使人们做出基于社会环境的适当决策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眶额叶皮层负责处理情绪），我们的世界观（包括道德观念）正来源于此。
绿色部分为眶额叶皮层（OFC）。图源：维基
这两个大脑额叶中的区域过度活跃时，会抑制杏仁核的活动，进而减弱人们的情感反应。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的眶额叶皮层处于失调状态。或许认可某团体为杀戮行为辩护的人的眶额叶皮层出了问题。这种由可卡因或其他物质引发的过度兴奋感影响了人们的行动，扰乱了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机能。简而言之，E综合症使处理情绪的大脑区域不再管束人们的判断与行动。杏仁核无法与影响高阶认知的皮质结构建立联系。行为自我与感觉自我一分为二（弗里德称其为“认知断裂”）。他认为，在特定情况下，70%的人会因此以某团体成员的身份犯罪——恰似斯坦福监狱实验呈现的场景，尽管研究对象被警告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但他们仍会选择虐待“犯人”。
自我认知断裂的个体，其行为没有同理心。但同理心并不总能使人做出恰当的行为——譬如，我们并不会同情因气候变化而死亡的昆虫，但我们可以理性地采取行动应对灾难。同理心甚至会让人做出错误的决定——当外科医生对盖着手术洞巾的病人充满同理心时，其实并不适合参与手术。还有一种情况叫过度共鸣。在《反对同理心：理性同情实例（2016年版）》（Against Empathy: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中，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曾说服人们“反对同理心”，他表示，“理性的同情”更适合成为评估环境并决定应对措施的晴雨表。换言之，以杀害目标敌人为使命的团队成员或许对本团体产生了情感共鸣，却不会理性地同情敌人。
康克由（1942-），柬埔寨华人后代，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S-21集中营、琼邑克灭绝中心（Choeung Ek，位于金边南郊，距离市区15公里，曾经是红色高棉的集中营。死在这里的多是来自S-21集中营的犯人）的负责人。他在加入红色高棉前是一名数学教师。2010年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裁定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5年，后于2012年改判为无期徒刑。图源：维基
这一组描绘红色高棉时期残酷统治的画作，是柬埔寨画家万纳（Van Nath，1946-2011）根据自身的经历所创作的。他当时所在的S-21集中营声名狼藉，以酷刑著称。万纳曾看到过男囚犯被鞭打、指甲被拔掉、手脚一起被绑在木棍上的惨状；也看到过监狱看守残酷对待女囚：伤害女囚犯的私处，用钳子把她们的乳头钳掉。图源：Khmer Rouge
据估计，在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执政期间，S-21集中营至少关押过14000至15000名囚犯（部分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其中仅有7人幸免于难。而上文中的画家万纳就是7人幸存者中的一名（万纳是柬埔寨著名的画家，所以康克由没有杀他，让他给波尔布特画肖像、做雕像）。图源：The Killing Fields Museum of Cambodia
这类人无法对目标敌人产生任何情感，鉴于此，他们为何会越过界限，冷血伤人和杀人也就不难理解了。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观察员发现，犯罪者通常不会有所悔恨。在那里工作的临床心理学家弗朗索瓦丝·西罗尼（Françoise Sironi）也发现里夫顿所说的“谋杀自我”确实存在（他负责评估施害者、治疗施害者和受害者）——臭名昭著的康克由（Kang Kek Iew，别名杜克）就是最好的案例，此人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第21号安全监狱（Khmer Rouge S-21 centre）的创立者与管理者，该监狱是实施酷刑和死刑的地狱。杜克完全没有悔意。施暴者就是他唯一的身份，他全心全意地维护这一身份，生怕失去自我，陷入无能的境地。当西罗尼问他：“你为何没有愧疚感？”时，他迷惑不解。对他而言，这个问题简直是胡言乱语。
除了弗里德所说的“灾难性的”情感麻木外，他们的认知功能仍完好无损——这是E综合症的另一种表现。施暴者知道该如何伤人，也承认受害者在承受痛苦。他（通常是男性）有必要的认知能力，但却不足以使其同情并理解受害者。当痛苦没有利用价值时，他不关心别人是否痛苦。他也并不在意自己是否在乎别人的痛苦。实际上，他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有同情心。被扭曲的判断力使道德感消失了。
在这种状态下，个人身份与更大的系统融合在了一起，在该系统中，感觉自我和认知自我一分为二，系统的规范与规则取代了个体的道德价值观。在大脑和躯干中，化学反应始终存在且可受药物影响。剑桥大学的神经学家特雷弗·罗宾斯（Trevor Robbins）研究过“药物恐怖主义”，例如，ISIS成员如何使用芬乃他林（安非他命药物）影响多巴胺分泌、消耗眶额叶皮层中的血清素，进而诱发精神变态般的僵化行为，增强人们的攻击性，使其坚持施行某一行为（弗里德列举的E综合症表现之一）。人们不再依附社会，也失去了所有情感（包括移情），这种症状叫做述情障碍（alexithymia）。
这个简化过的神经学观点揭示了他们杀人的原因。研究价值观与行为的神经科学可以进一步解释其背后的原因。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眶额叶皮层特别发达。正如牛津大学计算神经科学中心的埃德蒙·罗尔斯（Edmund Rolls）所证明的那样，眶额叶皮层在人们应对刺激时，是反映奖赏价值的关键：我们的选择基于价值分配——它可以被分配至物体、想法、行动、规范以及人之上。我们的情感基于丰富的价值判断，我们的行为变化莫测且可根据外界反应而改变，进而反过来激励我们寻求或避免刺激。
奥斯维辛集中营堆积如山的死囚的鞋子。图源：Geraint Lewis / Rex
没有得到奖赏前，我们会坚持施行某行为，这是E综合症的又一表现——强迫性行为。神经科学家马蒂亚斯·佩西利尼（Mathias Pessiglione）和他在巴黎的团队也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在评估刺激或想法的价值时，起核心作用，因此我们会为了获得诱人的奖励或避免糟糕的后果而采取某种行动。然而，当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被过度刺激时，新的输入信息，如哭泣求饶，不会影响人们对某一想法（如“所有人都应该死”）的价值判断，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行动。这一现象是自动发生的，受外部媒介或领导者控制，独立于任何价值意识之外。
令人不寒而栗的发现——强迫行为使人失去了责任感。
不过，这些神经活动意味着犯罪行为只能在特定环境下发生。巴黎慈悲救济院的精神病学家大卫·科恩（David Cohen）和他的团队对某些激进的青年进行了评估。他们发现，童年时期的某些社会心理状况，如没有父亲、母亲情绪多变、曾被寄养，都会影响身份的建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最终会让自己归属于一个拥有超验信息的较大群体中。群体的力量再次胜过了家庭。正如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所说，冲突往往难以化解，也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因为它们以绝对精神价值（世俗或宗教）为指导，不以获得功利性结果为目的。这些价值观似乎远比家庭关系更具吸引力。
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43年在波兹南发表的讲话赋予了犯罪行为以高尚正当的理由，令人不寒而栗：“我们有道义支持，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人民杀死那些想要杀死我们的人。”图源：Famous People
在小说《烈火国土（2017年版）》（Home Fire）中，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卡米拉·沙姆希（Kamila Shamsie）描绘了一个善良、天真但迷失了自我的巴基斯坦少年，为了与逝世的父亲“重聚”，为了获得满足感并献身更伟大的事业，他加入了ISIS，成了这一恐怖组织的牺牲品。内部和外部世界会指导我们做出选择并使之合理化、一致化，进而使人感到安心并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好的、正确的。一致性要依赖道德感并伪装成道德感，但正如津巴多所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会因此南辕北辙，我们眼中恰当的行动和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先验信念会因此产生冲突。沙姆希笔下的角色很快就后悔了，他试图摆脱无法忍受的暴力行为和无法承受的认知失调。但纳粹医生们却并非如此，他们坚信自己在为伟大的事业献身，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为了受害者好，故而是有道德的。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于1943年在波兹南发表的讲话赋予了犯罪行为以高尚正当的理由，令人不寒而栗：“我们有道义支持，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人民杀死那些想要杀死我们的人。”一旦道德上的正当性和给予他人的情绪反应相分离，暴力行为就会披上合理的外衣。在历史进程中，这种现象不断重演着。
“普通人”唯有跨越某条界线后，才会患上“E综合症”——环境通常是背后的推手。人们在“跨界”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帕特里克·哈格德（Patrick Haggard）就此问题提出的想法值得我们关注。他向我们展示了强迫行为的力量有多强大，它能让人们跨越界限。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援引了“纽伦堡审判中出现的证词”，称自己“只是在服从命令”——1945至1946年间，纳粹官员在纽伦堡审判中首次使用了类似的辩词。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指出，或者说夸张地声称，大多数人会选择服从权威阶层的命令，即便命令是伤害他人。米尔格拉姆对这种服从性很感兴趣。不过，哈格德一直在研究自主感——即人们发起并自主掌控行为的感觉，这是延续生命的关键，也是判定刑事责任的法律论据。哈格德在实验（实验借鉴了米尔格拉姆的想法，但解决了其中的伦理和方法问题）中有意对实验对象进行了约束，他发现人们被迫采取行动时，自主感会明显减弱。强迫行为使人失去了责任感——这个发现着实令人不寒而栗。
米尔格拉姆实验：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实验者（E，有时会是米尔格拉姆）命令“老师”（T）为“学生”（L）给予“电击”，扮演“老师”的参与者被告知这样做真的会使“学生”遭受痛苦的电击，但实际上“学生”是实验的一名助手所扮演的。参与者相信“学生”每次回答错误都真的会遭受电击，但其实并没有真的施刑。在与参与者隔离以后，助手会设置一套录音机，而该录音机则由“老师”的“电击产生器”所操控，并会根据电击程度而播出不同预制录音。图源：维基
诱使人们犯下恶行的神经学因素并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E综合症不是疾病，也不完全符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或《国际疾病与相关问题统计分类》（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Problems）对疾病的描述。欧洲人权法院前院长兼法学家让·保罗·科斯塔（Jean-Paul Costa）指出，如果E综合症被正式列为疾病，将对司法系统产生复杂的影响：在法庭上使用神经学证据是有问题的，因为专家需要解读不精确的艰深数据，而我们很难确定哪些大脑活动（包括隐藏于自主感之下的活动）可以或应该成为减刑的证据。
但正如弗里德所做的那样，介绍那些塑造人类最残忍本性的一系列特征，并在相关领域内（特别是神经科学领域）启动广泛研究，能帮助我们丰富预防及补救“恶行”的措施。魔鬼也许死了，但恶行将永远存在。“为何施下恶行”仍然是个形而上学的谜题，我和千千万万个人一样迷惑不解，这个谜题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不过，起码我们现在有能力找出诱发恶行的某些途径。
本文作者简介：诺加·阿里卡（Noga Arikha），思想史家，热衷研究身心关系。曾在巴德学院任教，是《展望》（Prospect）杂志前顾问委员会成员，巴黎艺术学院前人文学科主任。在《拉帕姆季刊》（Lapham's Quarterly）及《建筑学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上发表过多篇文章，著有《情感和性情：幽默的历史（2007年版）》（Passions and Tempers: A History of the Humours）。现居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