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整理｜新京报记者 宋晨希
本文由2017年7月8日钱理群《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有删节
鲁迅是谁？
首先需要讨论或者明确一个问题：鲁迅是谁？关于“鲁迅是谁”，实际上有两种通俗的说法。一种说法毛泽东的鲁迅观：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这“三家”并不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么一讲就把鲁迅捧到天上去了，离我们比较远。他可敬，却不可亲，也不可爱，也就谈不到需要了。实际上今天很多青少年与鲁迅有所隔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被这“三家”给吓到了。
鲁迅的特别体现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鲁迅的思维方式、感情方式、思想观念、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不一样。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不妨我们来一起读鲁迅的作品，看一看属于鲁迅的观点。
很多人问我，读鲁迅作品该读什么。我经常向他们推荐两篇文章，我说你读懂这两篇，大概就懂鲁迅了。第一篇是收在《鲁迅全集》第一卷中的《论他妈的》。“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每个人都会骂。鲁迅说他在农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对父子在一起吃饭，那天的饭菜非常好吃，爸爸就对儿子说：“他妈的，你吃吧。”儿子则回答说：“他妈的，你吃吧。”这里的“他妈的”跟我们今天说“亲爱的”意思差不多。亲爱的，你吃吧。所以作为国骂，大家都非常习惯了。
1973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但这样的国骂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从来没有人写文章谈“他妈的”。鲁迅论了什么，其实就是考证了“他妈的”作为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骂人从来就有，中国古代就有，《诗经》时代就有骂人的，但那时候骂人不骂“他妈的”。骂“他妈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晋代，这是鲁迅考证的结果。为什么从晋代开始？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你出身大家族，就一切都前途光明；你出身寒门，就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等级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的人当然对大家族非常不满，但又不好也不敢公开反抗。那怎么办？只好曲线反抗，说你为什么神气，不过是有个好妈妈，那我就骂你妈，并从这里得到快乐。但鲁迅说这是卑劣的反抗，他从“他妈的”这句国骂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体制中的等级制度，另一个就是国民性的弱点——卑劣的反抗，而不敢真正地、正面地去反抗，并因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还有等级存在，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
我们不由地会想到今天。以前曾流行过一句话：“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则说：“有了好妈妈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这种等级制度正在固化，富二代永远是富二代，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穷二代永远是穷二代，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国骂“他妈的”。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国骂本来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平常都习惯了，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但是鲁迅提出了怀疑，而且他不但怀疑了，还把问题开掘得如此之深。这是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出鲁迅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别之处。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也很怪，叫《我要骗人》。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说真话的，鲁迅自己说，不，我并不想讲假话，但是我并没有把我心里想讲的东西全部说出来。因为我心里想的东西太可怕了，稍微讲一点，人们就会说鲁迅多冷酷。鲁迅说，如果有一天我把心里想讲的话全都说出来，还有人愿意接近我，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所以可以看出鲁迅是有所讲而有所不讲，并没有把想讲的话全部讲出来。
2014年版《鲁迅全集》，同心出版社
鲁迅还公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环境下，他还要骗人。鲁迅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年冬天，他从家里走出来，在门口遇见一个小女孩。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水灾，这个小女孩正在为灾民募捐。这个小女孩见到鲁迅就抓住他的手，说先生给点募捐吧。鲁迅做何反映呢？鲁迅知道，当时社会正处在国民党的腐败时期，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来的钱是不会落到灾民手里的，一定会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爷们给贪污掉。因此在他看来，小女孩募捐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鲁迅心里想讲的话，但是鲁迅说，我能把这个话讲出来吗？我能对小女孩说，你这样做是没意义、没价值的吗？我看到她渴望的、热情的眼光，我就说不出话来。我不但不会对她说出真话，相反我还要骗她，说小女孩，你做得非常好，我感激你。
鲁迅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来给小女孩，小女孩拿到钱后，紧紧握住鲁迅的手说谢谢你。小女孩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握手的温热鲁迅还感觉得到，但鲁迅觉得这温热像火一样烧灼着他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女孩子。鲁迅反躬自问，难道我能不骗她吗？在那个时代能够处处、时时都说真话吗？他又想起母亲，远在北方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她整天念叨的是要长生不老。她对我说想要福寿，我能对老母亲说你不能长寿，你迟早会死的，我能这么说吗？我不但不能这么说，我还得安慰她，母亲你一定长寿，因为你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但在我的内心里，我感觉我骗了母亲。鲁迅由此得出结论，现在还不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因此我时刻要说谎。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我听了之后非常受震动。能够公开说真话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够像鲁迅这样，如此真诚、坦率地承认自己也骗人，恐怕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能够说真话吗？
要按照事实说真话
这个问题涉及我们的言说方式，鲁迅因此写过一篇文章，收在《野草》里面，名为《立论》。其实我们讲话每天都是在“立论”，鲁迅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曾梦见在一个课堂里，一个老师正在教孩子们怎么立论，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户家人生了一个孩子，过满月的时候请亲戚们来做客。有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招致一顿好打；另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升官，他得到了众人的欢呼。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真话的遭打，说假话的受到欢迎。然后学生就问，老师，我既不愿意说假话，但也不愿意说真话被打，那我怎么办？我怎么立论？老师对他说，你就这么回答吧：“哎呀，这孩子，你瞧他多么哈哈哈哈。”
文章中提出了三种说话的方式。第一种，按照事实说话，说真话；第二种，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话，说假话；还有一种，说模棱两可的话。我读到这里很受震动，其实我们在座的诸位，恐怕每天也都面临这种选择——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还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来说话，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其实人的言说方式，即所谓立论就这三种，没有第四种。每个人都面临一个言说方式的问题，谁也不去想它，谁也不敢去正视它，但是鲁迅想了，正视了，他提出来了。鲁迅的特别就特别在这里。
下面我们再看看鲁迅对公认的价值观念，即对所谓的公理、公意或定论的看法。在一个社会里，比如我们社会，会有很多公论，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和爱国等，这些都是公认的价值观。鲁迅对这些公认的价值观持有怎样的态度？
钱理群在7月8日的讲座上
先说科学。鲁迅早在《科学史教篇》一文里就说过，科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他非常强调科学和科学思维。但在肯定科学意义的同时，鲁迅又提出警告：如果把科学当成一种宗教，陷入科学崇拜的陷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陷入了唯科学主义，那么就可能使人生陷入枯竭，就会缺少一种美感，一种特别的想象力，以及一份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情感。当你过分理性化以后，一切都是理性思维，你就会压抑人的非理性——例如一些根本性的记忆、情感和思维。所以鲁迅说，我赞成科学，但是对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充分理解，这是鲁迅的科学观。
民主。鲁迅当然是民主的支持者、鼓吹者，但鲁迅也提醒我们，民主有一条基本原则叫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可能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这也很好理解，比如说网络的兴盛显现了民主的发展，但也会造成“网络暴政”，对此大家应该都有体会。所以说鲁迅在肯定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
平等。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当然强调平等，但他也提醒我们，平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如果你强调平等，把一切都削平，你把最高的砍掉了，最低的也上不来，反而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甚至带来新的社会灾难。所以对于平等，鲁迅也是既要肯定又有质疑。
自由。鲁迅当然强调自由，有记者曾经问过鲁迅，说如果你现在面对一个中学生，你准备对他说什么？鲁迅说，我要对他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自由。但鲁迅同时提出来，自由和平等可能是矛盾的。他批评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说你们讲自由是对的，但如果过分强调自由，陷入纯粹的精英意识，就有可能忽略社会平等。
鲁迅
还有爱国。鲁迅当然是爱国主义者，不过提醒我们，在存在着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社会里面，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不管有怎样的理想信念，都应该有基本的民族立场，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鲁迅是不含糊的。但按照他的思维习惯，鲁迅也对过分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鲁迅要人们警惕那些爱国的自大家。他举例说，当时有这样一些言论：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文明虽然好，但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国人的东西中国早就有过；外国也有叫花子，因此中国最好。鲁迅说，这样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点，表现为“爱国的自大”，因此拒绝改革。中国现在第一了，还改什么？然而不改革，中国就会走向灭亡，所以鲁迅把这种爱国者称为爱亡国者，爱的是亡国，不是爱国。鲁迅提醒人们，别看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玩耍的工具，所以对这种外国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由此可见，鲁迅对我们习以为常、从不怀疑的东西，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爱国，都持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他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认，而是在肯定中有否定，在肯定中有质疑。他强调既要吸取这些价值观念，同时也要保持质疑。要在吸取与质疑、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旋转，从而使自己的思考逐步深入。这是一种我称之为鲁迅式的、既有坚守又有质疑的思维模式。
什么是真正的爱？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对伦理道德的看法，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大讲孝道，其中有一个观念叫“报父母之恩”。鲁迅对此提出质疑，他说得很坦率，我想今天还是会让一些人难以接受。父母为什么生孩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延续后代，延续生命，另一个就是想要性交。为了满足性交的欲望而生下你来，有什么恩可谈。这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而有恩是什么意思呢？这背后隐含着一种“因为我生了你，所以我有权利支配你”的逻辑。我有“恩”于你，因此你必须服从我，这完全是一种父权主义的思维，把父子关系变成权利关系。鲁迅所要质疑的正是这一点。
鲁迅说，你去看农村的家庭主妇，她在哺乳婴儿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爱他的子女，也绝不会想到他是在放债，将来孩子长大了要还债。所以鲁迅说，实际上这都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超越交换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天性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都是出于人的本性，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而所谓的孝道、报恩，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关系。这种话现在讲起来可能还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大逆不道，居然敢说父母对子女没有恩。
《野草》
作者: 鲁迅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
还有我们觉得更难接受的，是鲁迅关于爱的说法。《野草》中有一篇文章叫《过客》，其中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过客，一直一个人往前走,前方有他所要追求的东西，他走着走着，最后走累了，流血了。这时他遇到一个小女孩，出于对这个过客的同情和爱，小女孩拿出一块破布给过客，说请你包扎一下伤口吧。我们看这个过客是怎么反应的：他先是非常感动，立刻接受了这块破布，连声说谢谢。因为过客这样孤独的战士，内心里是渴望别人对他的同情和爱的。但过客稍想片刻后，又坚决地把这块破布还给了小女孩。他说我要拒绝你对我施恩；我不但要拒绝你对我施恩，我还要像老鹰一样在你的周围盘旋，祝福你早日死亡。这就不能让人理解了，他不但拒绝爱，还诅咒爱他的人。
鲁迅说人的独立选择，常常因为爱而受到挫折，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命题。但其实在座的诸位应该很能理解这一点。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中学生，中学生到了高中，到了高二、高三的阶段，他要告别童年的生活，常常会有一种脱离父母的欲望。他要摆脱父母对他的束缚，所以此时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从孩子的角度说，他要求独立；从父母的角度说，父母对孩子有着过分的爱，而这种爱又常常建立在不了解孩子真正需求的基础上，反而成了对孩子的束缚。有一个说法叫做“爱的专制”，认为爱有亲和的一面，也有专制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学生要想摆脱父母的束缚，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反抗，想要摆脱爱的专制，而父母却不理解孩子要求独立的愿望。这种思维方式有时很难让人接受，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鲁迅是真正懂得人性，以及人性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
“中国是做戏的虚无大国”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是怎么看待中国人的言说的。他对中国人的言说，包括报纸上的宣传，有两句概括：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是做戏的虚无大国。中国人最会做戏，最会玩弄文字游戏，我看了很有同感。汉语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灵活的语言，任何事情不好提，用汉语一说就变好了。比如说失业，我们不叫失业，叫待岗，一听待岗，就说明有工作的希望，好像问题就不严重了。这就是中国语言特有的灵活性，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游戏性。鲁迅因此提醒我们，在听中国人讲话、看中国人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比如说我要做什么，其实并不准备做；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要做那样的；有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还有一声不响就做了的。听到这样的讲话或宣传，如果你真的相信了，用鲁迅的话说，你就是个笨牛；如果你还把别人说的话认真做起来，那就是不合时宜。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谎，但每个人都做出一副相信他说谎的样子，这便是游戏规则。如果你说破了，你反而成为公敌。
如何看待报纸的宣传，鲁迅也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往往它拼命说什么，反而是因为它缺什么。鲁迅举例说，我们平时不会想起自己的额头或肚子并因此对它们进行特别的保护。但有一天他头疼或者拉肚子了，便会到处讲我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卫生。如果听到这些话就以为这个人是个卫生家，你就上大当了，所以鲁迅说，缺什么才讲什么。由此鲁迅做出一个很惊人的判断，他曾经写过一篇杂文，我觉得很值得一读，题目又怪又长，叫《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钱理群在7月8日的讲座上
为什么说孔夫子有胃病呢？因为孔夫子有一句话叫“食不厌精”，说明他注意到吃饭要精细，那就是他有胃病，这还是小事。大事怎么看报纸宣传呢？鲁迅说他有一个经验，就是正面文章反面看。它越说什么就证明它越缺什么，这样看报纸太可怕了。报纸上登出某某国军在某地和日军奋战多少天，歼敌多少人，你一看就明白了，正面文章反面看，根本没打。报道宣传说日本某要人到中国访问，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你反面看，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我最近跟一个大学生谈话，我说你看网络消息，千万别随便义愤填膺地表态，你可能义愤填膺表了半天，最后一听是假的。进入后真相时代，对于所有的问题，包括别人讲的话、宣传的话、网络上的话，都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不能随便轻信。但是反过来也不能随便怀疑，报纸不能全都说假话，有时候也会说真话，如果什么都正面文章反面看，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
“人必须正视现实的不幸”
鲁迅还对很多我们的思维定式，以及成为一种感情选择的东西提出了质疑。比如人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有一种倾向叫避重就轻。回忆童年时总是只能想起自己最好的一面，同学聚会时的怀旧也都是讲当年如何好，从不讲让人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鲁迅对此提出了怀疑。他问了三个问题：第一，童年就这么美好吗？他写一过篇文章叫《风筝》，现在编入教材了，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看过没有。鲁迅回忆童年回忆什么？他不回忆最光彩的事情，就回忆他做的一件错事，他把弟弟的风筝给踩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也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所有人都不会去谈，只有鲁迅谈，而且提升到一种高度，说这是对弟弟精神的虐杀，而且还不给自己后悔的机会。当我发现自己后悔了，想跟弟弟一起放风筝，但是放来放去放不了了，两个人都老了，还放什么鬼风筝，然后我对弟弟说，对不起，我当年踩了你的风筝；弟弟说，真的吗，我早忘了。连道歉都不行，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一个痛苦的经历。在座的朋友们大概都写过回忆童年的文章，有哪个像鲁迅这样专门写自己最痛苦的事情呢？
人们总是想象未来会有一个黄金世界，总觉得现在的世界如何不好，未来的黄金世界、乌托邦世界又会如何好。当人们不满意现实的时候，就会寄望于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鲁迅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黄金世界里就没有黑暗吗？照样有黑暗，而且还会有死人的情况。
《鲁迅与当代中国》
作者: 钱理群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我在养老院生活，养老院里的老人经常讲一句话：我活够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鲁迅问，人死了就能了一切吗？他有一篇非常奇特的文章——鲁迅有很多奇文，我也向大家推荐——收在《野草》里，叫《死后》，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他说我死了，死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运动神经死了，不起作用了。但是如果我的感觉神经还在，我会有什么感觉，大家不妨设想一下。鲁迅说，我躺在地下，上面有独轮车走过，有汽车走过，压着我的头，压得我的牙龈都发酸了，但我不能反抗，不能动。这时候一群人走过来，大概是相当于我们今天开追悼会。一个人说：“他死了！”这个人用了叹号，很高兴，他死了！一个人说：“他死了？”用的是问号，很惊奇。还有一个人说：“他死了。”用了句号，很平淡。人们对待死亡，或者表示高兴，或者表示惊讶，但我是感到愤怒，我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活着的开追悼会，无非做戏给活人看，我却气得快昏厥过去了。这还不算，还有一个小蝇，在我旁边绕来绕去，我不能动，就让它嗡嗡地叫着：“哎呀，祝贺你死了，你该死。”我愤怒地想赶走它也赶不走，它还在嗡嗡叫，真是彻底愤怒得昏厥了过去。鲁迅由此得出结论，死亡不是不幸的结束，而是新的更大的不幸的开始。这跟我们习惯性的思维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人让我在养老院里讲鲁迅，我说我不能讲，我讲这种问题，那老人不气死了，但我要讲鲁迅就得讲这个。
鲁迅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的思维太怪了，太反常了，太超出我们习惯的事物了。人们美化过去、未来、死亡，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已。但鲁迅恰恰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避风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风，你必须正视现实的不幸、不满和曲折；你只有一条出路——正视，而不能逃避。这跟我们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附：
论“他妈的！”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 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 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 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 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⑿，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