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温文尔雅的日本人？
理想国按：
前两天的世界杯，日本对阵哥伦比亚，赛后日本球迷自发组织捡起赛场的垃圾，这一场景被媒体捕捉到，虽是很小的事，却让全世界人民都觉得很暖心。
日本人注重礼仪、讲究秩序由来已久。或许不夸张地说，如你去到日本，或者和日本人接触，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整洁有序的国家，一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民族。
但在同时，对日本大众文化稍微有些了解的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印象：日本文化里似乎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暴力和情色——而这一印象，或许主要来源于日本人在暴力变态电影、艺术、文学，以及色情产业方面的特别审美。
一面是温情脉脉的礼仪之邦，一面又是原始粗野、充满病态的暴力与性。这两种看似极端对立的特点，如何统一于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之中？
今天，和你分享日本研究专家、《纽约书评》主编伊恩·布鲁玛的一篇文章（选自《日本之镜》，理想国，2018年5月出版）。
在布鲁玛看来，“贯穿日本文化几个世纪之久的病态且时而荒诞的品味”，或许恰恰是因为他们人际关系中的“温文尔雅”，这“是一个被迫变得温文尔雅的民族胸中的狂暴幻想。”
温文尔雅的日本人？
[荷] 伊恩·布鲁玛 撰文
倪韬 译
节选自《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也许是为了应对现代化卷起的文化湍流，日本人痴迷于自我定位：我们是谁？我们是何许人也？我们为什么和别人如此不同？（每一个日本人和多数外国人都将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
在这种举国上下苦思冥想氛围的熏陶下，诞生了数量繁多的图书、电影、杂志和电视节目，所论之事清一色指向“日本人论”。日本人尽管狭隘自闭，却也积极鼓励外国人参与到这场游戏中来。
关于日本人脸谱化的形象则有一定公论。
正如计程车司机、学生或工薪族会欣然向身旁的外国人所指出的，日本人很“湿润”，很“優しい”。他们粘在一起，互相依靠，好比日本人喜食的湿答答的糯米。
此外，他们“和善、顺从、文雅而温良”。他们表达自我时，靠的是“热乎乎的人情”，而不是“干巴巴、硬邦邦的理性思维”。
最后，他们同自然相处融洽，和谐共生，而不是与之对立。
问题是，这样一种和善和顺从的刻板印象（同多数脸谱化看法一样，多少有几分真实），如何能同大众文化中如此惹眼的极端暴力相协调？
无疑，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沉醉于施虐幻想，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性和暴力。事实上，存在像强大的“家长——教师协会”这样的压力集团，充当道德卫道士。话虽如此，许多有关性和暴力的事例虽然在西方读者眼中或许显得荒诞不经，但却是日本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特色。
被绳子捆住的裸女的照片会定期登上发行量巨大的报纸；酷刑的场面在电视里司空见惯，甚至儿童节目也不例外；主要商业街上张贴着海报大小的青春玉女的裸体画；大批男性在搭乘地铁上班途中，旁若无人地仔细翻读“施虐——受虐”这一题材的黄色书刊。
这并不是说，东京大街上的景象比起纽约时代广场或阿姆斯特丹市面所售的商品就要更出格（outré）；事实上，后者比前者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人们对于前者的公开接受度更高，并且将其视为主流生活的一部分。
人们无须在窗户黑漆漆、潮乎乎的小店里鬼鬼祟祟挤在一起，也不觉得有必要假惺惺地表示性和暴力仅仅适合一小撮不道德的人，因为这些幻想既不被看作不道德的，也明显不是一小撮人的专利。不然的话，国家电视台和周刊发表这些内容又算怎么回事？
倘若说日本人果真是一个和善、顺从、文雅而温良的民族，与此同时还抱有对死亡和施虐的幻想的话，那么这些幻想貌似很少会渗透进真实的生活。大街上井然有序的人群、放个不停的音乐、塑料花、丁零当啷的铃声、鲜亮绚烂的色调，这些事物所烘托出的氛围与其说令人胆寒，倒不如说俗不可耐。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想象中的残酷不会演变为真实的残酷呢？还是说，只要提供一个发泄渠道，就能使得社会更安定？要知道那些反对审查制度的西方人秉持的也是这一理论。也许是吧。但是，在日本行得通的，换个环境未必也能行得通。
正如任何观察过日本旅游团的人的看法，当代日本依旧是一个重集体的社会。个体的欲望屈从于他或她所在的集体的意志。个人权利在日本并不是一个很好理解的概念。诚如近年来某位首相喜欢指出的那样，日本之道的重心在于“和”。
严格的等级意识会有效阻碍个人伸张自我，防止出现破坏集体内部和谐的情况。约束个体之间激烈对抗的，与其说是一种普世道德观（英国人惯用的说法是“正直”），不如说是一种比当代西方所能见到的任何事物都还要僵化的礼仪制度。可是，这一制度完全建立在相熟的人际关系上；要是没有集体可供依附的话，往往会迅速瓦解。
外在的和谐可以不同方式加以维系。在西方，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可以公开发表这些观点，反观在日本，即使有观点，也应该闷在肚子里，或者是小心翼翼地将其同他人意见中和起来。人们一般根本不会去谈论政治话题。
日语的语法结构使说话人听起来像是在不断寻求对方的赞同。即便是反驳，也会以这样一句话开始：“毫无疑问，您完全正确，不过……”这让职业批评家的日子不太好过，他们什么都写，不过批评文章除外。就算真的不喜欢某人的作品，通常的做法也是对之避而不谈。
因此，虽然日本人私底下可能持有异议，但矛盾都被掩盖在一层温和而礼貌的薄纱之下。当这层纱再也包不住严重分歧时，往往会导致情感危机，最终以同集体彻底决裂收场。有时，理性辩论这一中间阶段索性会被略过，针锋相对和拳脚相加会严重损害团体的和谐。简言之，意见一致往往只是外在表象，而表象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却又意义重大。
很少有日本人会将这种公开做戏同现实情况相混淆，但人人都承认其重要性。“忠于自我”和“为坚持的事业而奋斗”并非日本人崇尚的美德，人们务必逢场作戏，不然的话就会被孤立，而这种下场在多数日本人看来简直如同行尸走肉。
换言之，装模作样是生活中的基本要素。
日语里还有个相应的词，叫“建前”，意思是表象、公众姿态，以及事物原本的样子。要取得意见一致，靠的就是“建前”。与之相对的是“本音”，也就是私下感情和想法。一般情况下，“本音”都是被藏着掖着，或是忍住不说。日本人在大谈自己可以进行无言交流时，其实是说可以读懂彼此的“本音”，但同时也坚持“建前”。
循规蹈矩、与集体打成一片、从不做“出头鸟”、时时佩戴公司徽章，这些做法令人安心。许多人，还不光是日本人，都追求这份安全感。这在重要性上或许要胜过个体能动性、浪漫爱情或个人原创力，起码我们知道自己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犹如生活在一个塞了填充物的病房内。
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一贯强调自己所富有的温暖人情又将如何表现呢？到哪去寻找情感寄托呢？
有必要承认的是，对于妇女，这方面的寄托似乎很少。不管妇女杂志如何吹嘘，浪漫爱情自古就不是日本人婚姻的一个要件，换成是今时今日的现代婚姻亦是如此。
就算是最疼老婆的丈夫，只要他大多数时间都不得不和同事厮混，深夜才精疲力尽地回到家中，时而还喝得醉醺醺的，那么他也算不上什么好丈夫。女性因此只能围着孩子转，这也难怪她们不愿撒手了。
对于男人而言，他们还能找乐子。那是另一种以虚幻表象代替现实的做法：不在家里和妻子相濡以沫，而是虚情假意地去狎妓；不在办公室彰显自我，而是沉溺于舞台和银幕上的血腥暴力。找乐子常常是仪式化打破禁忌的一个过程，而禁忌在日常生活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道教很忌讳暴力，尤其是任何形式的流血。由此可见，这极可能是日本大众娱乐作品中从不停止流血的原因。）
找乐子是看大戏，是参加狂欢节，是出席化装舞会：人们戴上面具，乔装成异性，发泄暴力欲，纵酒狂欢，为的是摆脱他们那令人窒息的身份，哪怕几小时也好。这种宣泄方式存在于所有文化中，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仪式化表征。令许多北欧人惊诧不已的西班牙斗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死亡的忌讳面临来自杀死公牛这一惯例的挑战。无独有偶，多数宗教也多半会以某种形式的异装来打破涉及性的禁忌。
这些现象在北欧多已丧失其仪式化内涵，启蒙时代以来更是如此。但在日本，人们常感到找乐子并未丢失其仪式化内涵。
这不是说，日本统治者和官僚阶级没有尝试过取缔，或至少是对过分的玩乐加以限制。但是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政府，日本当局从未有过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制度，来为打压玩乐提供合理借口。
日本统治者甚至都没有“天命”一说，而这是中国皇帝为其统治正名的道统。他们有的是武力和一系列服务于自我的规定，多半基于儒家思想，并通过限制性律法以及其他部分有效的措施，将之强加给国民。
我们西方人被教育要高度重视的对象，譬如人的生命、尊严、女性身体等，在日本也同样得到尊重，但不会妨碍人们以此取乐。因为，需要重申的是，日本人遵循的并非至高无上的原则，而是涉及人际关系的恰当行为守则。我们同扮演某角色的女演员并无关联，同漫画里的人物也不沾亲带故，凭什么要对他们报以同情呢？
要真有普世道德准则的话，幻想和现实中的一切都必须接受道德的评判。因此，西方的国家级报纸若刊登女性被绳子捆住手脚的漫画，会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在触犯道德。在日本，哪怕是最骇人的那种暴行，只要是虚构的，就能获得仅仅是美学层面的评价。甚至在暴力行为取材自真实事件时，亦不外乎如是。
一本曾经荣获日本文学最高奖项的小说便是一例。作者唐十郎继承了日本文学的一个旧传统，围绕一起真实事件编织他的文学幻想。《佐川君的来信》（‘佐川君からの手紙’，1983）中的事实十分清楚：一个在巴黎的日本留学生从背后枪杀了他的荷兰籍女友，随后用电切刀将她肢解，并吃掉了部分尸体。
作者本想记录事情经过，可很快这一念头被抛之脑后。尽管保留了真实的人名和地名，但全书多数时候只是在表达作者的个人臆想，然而读罢依然会有一种轻微的不适感，分不清到底哪部分是在陈述事实，哪部分又是在幻想。
说不适，是因为一些人是在视事实为神圣真理的传统中长大的。唐十郎的书对谋杀既没有分析，也没有谴责，而是进行了美化。与之相近的最著名的西方作者是萨德侯爵。有人称他是圣人，也有人骂他是魔鬼，但评价双方的立场均十分道德化。
而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唐十郎的书招来了一些罕见的批评声，不过这些批评完全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道德和不道德从来就不是问题，同样，是否与事实相符也不是问题。评价作者，看的是他的风格。在唐十郎的书中，一起真实的凶案被完完全全艺术化了。就这样，凶案与现实割裂，并无须受道德谴责。
鼓励人们在幻想中释放暴虐冲动，而在真实生活中加以打压，这是维持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归根到底，戏剧的一大功能就在于将想象中的犯罪付诸实践。只要守住等级、礼仪和规矩的“建前”，郁闷的公司男职员想怎么欣赏被绳子捆住的女人的照片，都是他自己的事。
不过，郁积的情绪会爆发，甚至连日本的规矩偶尔也会失灵。但是发展到这一步之前要突破重重阻碍，由之而生的暴力行为几乎向来都是歇斯底里的，也常常只限于自己所属的组织内部。在日本，很少发生胡乱杀人的情况，但是，狂性大发的父亲或母亲将全家灭门的事情却并不少见。
有关性和暴力的大众幻想时常也是歇斯底里的。它们让人联想到因为无法表达想要什么而只能尖叫的孩子。不过，尖叫是一种正常的自发行为，而仪式化的尖叫则显然不是。日本大众文化中许多怪诞的非礼之举同茶道、插花等艺术情趣一样，都要受风格惯例的约束。甚至连玩乐也要遵循严格的规范。
这一点在喝酒这一日本男人另一大感情释放渠道中也清晰可见。醉酒后的仪态同饭桌上的规矩，乃至追求异性时的惯例一样，都要受文化期待的影响。下班后和同事们买醉，是释放压力、吐露“本真”的一种传统做法。但同时这也要遵循属于自己的“建前”。在外人看来，这或许就是孩子气的胡闹，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仪式。
日本公司的每个部门会定期在夜晚外出，以融洽同事间关系。一般刚开始会比较克制，只在就近酒吧喝几杯啤酒，接下来众人就会转战一家有陪酒女的夜总会。这些女人会听人诉苦，并巧妙地用手安抚对方，发出令人宽慰的声音，表示完全赞同男人的看法，以此来让后者放松。
当他们完全放开后，就会退化到幼儿时代的做派：几个小时里，不会再有什么廉耻之心。有些人嘴张得大大的，由陪酒女用筷子给他们夹菜，其他的只穿内裤，手舞足蹈；有几个则黯然神伤，哭鼻子不算，还彼此勾肩搭背。个别人甚至有可能借酒撒泼，必须拉住他们，某个同事的脑袋才不至于遭殃。
然而，当资格最老的前辈示意要走时，这一切会戛然而止。该发泄的发泄了，该玩的玩了，等级尊卑重新树立，到了第二天早上，除了可能有点头痛外，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式。就连前一晚互相侮辱过的人，表面上又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人人都很识时务。
日本文化中那些较为暴力的例子恰似这些纵酒行为：在遵循“建前”审美原则的前提下， “本音”得到了仪式化的释放。这些事例，是一个被迫变得温文尔雅的民族胸中的狂暴幻想。我们在荧屏里、舞台上或漫画中看到的内容，一般与正常行为背道而驰。
这种贯穿日本文化几个世纪之久的病态且时而荒诞的品味，是被迫顺从于严苛、高压的正常行为规范的直接后果。戏剧化的想象力和光怪陆离的世界是一个同现实平行的空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现实的背面，同镜中像一样难以触及，转瞬即逝。
《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荷] 伊恩·布鲁玛 著
倪韬 译
历史︱文化︱艺术
从慈祥的母亲到权威的父亲，从恶女、艺伎到武士、黑帮，从母性、阶级、人工美，到暴力、情色、死亡，通过伊恩·布鲁玛的深入解读，这些大众文化的关键词，成为映照日本人真实样貌的镜子，让我们能看到温文尔雅面具后隐藏的复杂民族性。
强调礼节、秩序及仪式，温柔文雅、合群顺从的日本人，其大众文化中却处处糅合了极端病态的暴力与色情美学。以“家庭”为价值判断的核心，对“母亲”“父亲”形象的期望、幻想，造成日本人对性别的焦虑与矛盾。男性对“母性”的渴望、对女性力量的恐惧，以及对女性性欲的忧虑，通过谷崎润一郎、吉行淳之介、沟口健二、铃木清顺等人的作品展现无遗。而重视合群、强调集体的日本人，个人内心情感与自我主张在社会规范与社会期许面前毫无作用。群体和人际关系的束缚，造成在义理人情之前，道德、法律都需退让，进而说明日本人往往缺乏个人责任承担意识的民族性。
《日本之镜》通过对电影、戏剧、文学、艺术和神话传说鞭辟入里的分析，剥开附在日本文化表面的层层面纱，解释日本民族这些两极又矛盾的文化特性，同时勾勒出日本人如何映照出自身的样貌。无论是黑泽明的电影、三岛由纪夫的小说、文乐《忠臣藏》、宫本武藏的传说，或是黑帮片与家庭剧，伊恩·布鲁玛都信手拈来，幽默风趣地探索有如镜子般反射出现实的戏剧性幻想。他对日本大众文化中病态怪诞的行为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让读者能理解这个被迫温文尔雅的民族如何借由“人为”的风格化与仪式感，寻求压抑自我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