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斯谟那一代的男女，是第一批见识到梅毒的欧洲人；至少，他们是如此表示。英格兰人称之为“疹子”的这个恶疾，于15世纪最后几年间如雷电倏然击来。可是它却不似其他也是如此突兀而至的疾病，后者往往迅速填满墓园，然后便随之远扬，另择他日再行归来出击，或永远不再露面。反之，梅毒从此驻足不走，与人类世世永远共同存在。
历史学者对梅毒有一股特别的着迷，因为在肆虐人类的所有重要疾病之中，它最独具“历史性”。多数疾病之始，早在人类最早记忆之前。只有梅毒，拥有一个所谓的历史起始时刻。自15世纪最后10年以来，不乏有人坚称：自己几乎可以确切指出梅毒现身于世界舞台的那个时间点，甚至知道来源地所在。“1493年左右，”伊拉斯谟通信对象之一的当代人文主义者胡滕写道，“这个最污秽、最悲惨的恶疾，开始在众人中散播了。”另一位同时代人、西班牙医生迪亚斯也表示同意，认为1493年是梅毒元年，并表示“此病原生之地，来自那座现称埃斯帕诺拉的岛屿”。哥伦布把它带了回来，连同玉米和其他美洲新奇事物的样本。
来势汹汹
第一起记录在案的梅毒暴发，发生于15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意大利。1494 年，法王查理八世为声张自己对那不勒斯王位的权力，带领着分别来自法兰西、意大利、瑞士、日耳曼与其他地方的约5万名兵士，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这场战役本身并没有任何全面战斗壮其声色，反而是这支军队，身后带着那支常有的随军队伍，一路同时演出惯常的烧杀淫掠。那不勒斯人坚壁清野，向自家城池退却。一俟查理的大军攻进那不勒斯城稳坐下来，他就发现意大利各地因他的长驱直入大感震惊，已立时将个人歧异放到一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此时西班牙的费迪南德与伊贝贝拉也备感焦虑，不想见法兰西在意大利地区称霸，正赶忙派军前来。查理只好收拾行李，返回法兰西。于是整个过程—战斗、淫虏、烧杀，又再度反方向上演一遍。
之前只是慢慢、悄悄散布欧洲的梅毒，一如梅毒流行病学所言给人的印象，却在这场侵袭行动中一下子如火烈烧，在意大利蔓延成一场瘟疫。斑疹伤寒可能也同时快速传播—它是另一支典型的随军队伍。也正是在意大利，日后伏尔泰那句讽刺警句的真实性首度获得展示：“若有3万人正与敌人进行殊死战，双方人马势均力敌，那么我敢说，双方铁定也各有2万人身染疱疾。”
查理在1495年11月回到里昂，在那里解散了他的人马。而这些成员，血液里带着几十亿螺旋体各自四散，或解甲回到他们散居十几处地方的家园，或继续加入别处新的战争。随着这支军队成员的四处散布，梅毒以闪电速度前进全欧与旧世界其余地区，其势已不可挡。
及至1495年夏，梅毒身影早已在日耳曼地区出现，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曾在沃尔姆斯发出敕令，称它为“邪恶痘疮”，并归罪于亵渎上帝之故。同一年里，瑞士与法兰西人都抱着恐怖心情记录它的到来。最迟不过1496年，梅毒抵达了荷兰、英格兰。同年，希腊也知道它了，1499年轮到了匈牙利与俄国。
及至世纪之交，从伦敦一直到莫斯科，大量欧洲人“为这个新来的法国痘疮所苦，悲惨、待援，臭不可闻，简直在地面腐烂……（忍受着）不可忍受的烂疮与灼痛折磨，手臂、肩膀、颈脖、腿胫，全都剧痛不堪，因为骨头与肉都分离了”。全欧洲都在一场性病疫病的魔掌紧箍之下。疫病一路前进，进入非洲，在那里“ 如果任何野蛮人染上了这个一般称为法国疱的疾病，多半都会死去，很少治愈”。它也在中东出现，时间早在1498年，结果亦大同小异。葡萄牙人是最早得到这个感染的一群，可能也把它带得最远，绕过好望角东去。1498年，梅毒在印度现身，然后又快马加鞭赶在葡萄牙人前头，1505年不到便抵达广州。于是10年之内，它从加勒比海进入了中国海，为人类的航海天才，也为人类社会的愚昧历历做证。
杜勒画作：《梅毒患者》（1496年）
所幸当初一开始，“耻辱感”并未加诸梅毒此病，我们今天才得以研究它早期的历史。早期有关梅毒的记载，一大特征多属传记性质。比方幽默大家胡滕，就仿佛想要一示那个年代的坦白风格，把自己所受的病情折磨写了一本小册子，内容详尽，令人毛骨悚然。而且还多此一举奉告他老爹也得了同样的病，更把整本书题献给一位枢机大主教！
因此我们对早期梅毒认识的唯一限制，只受16世纪的诊病能力所限。其他则百无禁忌，事事详录。既有这些丰富文献，身为性病学者若也同时好古，就不但可以追踪梅毒疫病的历史，还可以找出它的治疗史以及病情特征史。在后面这个领域，阿斯特吕克做出过最好的分析研究，虽然他去世距今已超过200年，他可能仍是历来最伟大的性病学家。他对这个法国佬病的早期历史所写的文字，是至今为止最好的二手研究。他将这段历史分为五大阶段。
1494—1516年这段时间里面，得病的最初迹象是生殖器出现小溃疡，然后各式红疹长遍全身（早期相关文献对此红疹现象都有生动描绘，包括1496 年文艺复兴画家丢勒所绘）。随着疱疹蔓延到身上，病人的口腔、上颚、小舌、下颚、扁桃体也常遭破坏。大型黏性肿瘤屡见不鲜，病人痛楚不堪，肌肉、神经无一不痛，夜间尤其严重。然后整体身体状况恶化，经常导致早期死亡。
1516—1526年。梅毒病情出现两大新症状：骨头发炎，造成严重疼痛，最终造成骨头与骨髓腐坏。有些病人的生殖器会出现硬脓块，类似疣或鸡眼。
1526—1540年。梅毒恶性普遍减缓，平均脓疱数变少，黏性肿瘤则时有所闻。鼠蹊淋巴腺肿胀发炎现象变为普遍。落发、掉牙也很常见，但或许是汞中毒所致，因为当时用汞治疗梅毒。
1540—1560年。一些比较吓人的症状持续减少。淋病现象成为梅毒早期病症的“ 最主要（若非长期）症状”。在此之前，以及此时之后的许多世纪，都常把淋病与梅毒混为一谈。
1560—1610年。梅毒的致命性继续降低，此时只出现一种新症状：耳鸣。
及至17世纪，梅毒已变成我们今日所见的状况：非常危险的感染，可是对病人的侵袭已经不能称得上猛烈攻击。有关病势减缓的记录，令阿斯特吕克深受激励，开始怀抱起希望—纵非满怀信心—认为此病最终将完全消失。
病急乱投医
如果有人想制造出一种病，借此鼓励庸医、伪医及庸药、伪药的猖獗，那么最好的发明莫过于梅毒。16世纪尤其如此：这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新病，古来也没有治它的疗方。它的症状丑恶恐怖，被它折磨的患者心甘情愿尝试各种治疗。而且梅毒往往会出现减缓与潜伏期：“仿佛它会建造起一座碉堡，加强防御工事，退守在那里休养生息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此时如果那个庸医还没把病人治死，常常就可以声称已经把病治好—至少，可以好上一段时间。这些庸医的治病之法，是用热熨斗把肿包烫焦；他们开出的内服外用药方，内容五花八门到难以置信，外用药甚至包括煮沸的蚁巢，连同蚂蚁一起奉送。其中有位还警告胡滕不得吃豌豆，因为“豌豆里生有某种带翅的虫子”。胡滕还知道另外有位“大师”医术如此高明，以致“ 一天之内就治死了3名农夫……”
愈疮木的调制与使用，以治疗梅毒。取自16 世纪佛兰德斯画家史得拉特版画，这间病室内部图显示调配泡制步骤。
Courtesy The Wellcome Trustees
16世纪最受欢迎的梅毒药，一个是水银，另一个是愈疮木。前者在梅毒病出现不久就被欧亚两地采用。当时水银作为药物已可方便取得，是阿拉伯软膏里最重要的成分，治疗疥疮极为有效。梅毒也会造成皮肤起疮，因此这型药膏很快被纳入征用。结果药效极佳，事实上接下来400年里，它是唯一具有一般疗效的手段，可以阻却梅毒汹涌的攻势。16世纪中期之前，水银不但用来擦在病人身上，也做成膏药贴在患处，或做成药丸吞服。
不幸的是，水银被过度使用；许多病人病是好了，却也死了。当时主宰欧洲观念的疾病体液学说，主张人生病是因为四大体液失衡。要治好梅毒，必须放血、排便、出汗，唾出体内那个导致失衡的过多体液：就梅毒而言，即是黏液质体液。最明显的水银中毒症状，是唾液滴流，甚至一天高达好几品脱。但是看在16 世纪医生的眼里，还有比这更可喜的现象吗？这表示身体在进行清除，把造成自己生病的毒素排得一干二净。于是造病的多余坏东西排出来了，连同病人的牙龈、牙齿以及体内各种碎片断片，也都一起出走。克洛斯是英国都铎时期一位还算有点儿概念的医生，便如此生动地描绘某位水银受害者的可怜困状：“大量、异常的恶性、腐败体液，源源从他口中涌出，辛辣、烧灼、强烈，因为他的牙龈都已腐坏，发出恶臭，同时伴有高烧。”“许多人情愿死掉”胡滕说，“也不想这样纾解病情。”
虽然几百年间，水银始终是治疗梅毒最有效的药物，但是从伦敦到广州，众家病人都一致同意某位苏格兰兄无意笔误之下，给它起的名称“骗子银”。众人另外试验了多种替代疗法—中国茯苓、黄樟等，各式各样，不一而足—可是，其中却只有一物真正取代了水银作为疗药，即使只流行了一时。此物即愈疮木，是西印度群岛上某种树片煎煮而成，成为16 世纪20年代最受欢迎的万能灵药。此木非常值得一荐。首先，它来自美洲，别忘了梅毒也来自那里。因此，当然，这正是我们体贴的神一向会做的安排。而且此木极不寻常，极硬、极重，“小小一片扔进水里，立刻直沉到底”，足显示必定拥有其他神妙质性。服下它制成的一剂煎药，可使病人大量排汗—非常可喜的现象，根据体液理论观之。主张用此药的人士，包括弗拉卡斯特罗与胡滕，他们两位可是当时最伟大的作家—在那个人文主义的年代，这是此药不得了的名家推荐。至少，它不会伤害病人。自认为得了梅毒的大雕刻家切利尼就不顾医生意见，径自用它来给自己治疗—如果说，此物并未治愈他其实可能并未染上的毛病，所幸，至少也没有把他弄死。
梅毒流行猖獗，愈疮木又如此有效，不但可治此恶疾，还可以用来对付“ 脚痛风、结石、瘫痪、麻风、水肿、中邪以及其他疑难杂症”，于是把它哄抬到令人眩晕的高价。一如穷人家的骨头汤，愈疮木的锯屑被人一煮再煮，二煎三煎，给那些喝不到或喝不起第一煎的人服用。假愈疮木泛滥市场，一片片在教堂高悬挂起供最穷困的梅毒患者膜拜祈祷。而且大家都疗愈了。他们的确疗愈了吗？低语，不久升高为喊叫，这玩意儿根本没效的呼声开始在16世纪30年代发出。帕拉塞尔苏斯就是其中一位，公然指称这木头根本不值一文，水银才是梅毒患者的真正希望。但是新世界来的这株圣木的流行热，几代之后又再度兴起，而且始终未曾完全断绝使用—最后直到1932年才从大英药物百科内除名—可是它作为梅毒救星的声名早已蒸发无形。欧洲又重回中国茯苓、黄樟、祈祷之法，尤其是水银。
愈疮木流行狂热造成的影响，其实并不出我们所料：先是情急之下的过分乐观，最后是男男女女无辜死去—原本若换用他法治疗，至少可能得到部分的成功。所有相关文献之中，再没有比胡滕笔下这几行记载更可怜、更令人同情的了。余年所剩无几、唯有疼痛再度重返的他，写下关于他的这个“疗方”—而且看啊，经由愈疮木的帮助，我如今又有勇气活下去，又再度可以呼吸。这是我主赐予所有好人的药物，使他们永远不致停止希望与信任。至于我自己，我没有任何后悔。如果能通过任何方法，容我今生活得长命，我最大的希望，只愿能完整、健康、强壮地活下去。
在那样一个税收因此受损，迫使教皇取消前令，不再将妓女从罗马逐出的年代里，这个新现身的性病自然无可避免地散布到欧洲各个角落，而且一如天花与肺结核，成为长期驻留不去的夺命恶疾。那位英格兰大夫克洛斯即在16世纪80年代说过，他在圣巴多罗买医院诊治的病人当中，每两人就有一人是梅毒患者，他说“除非，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都速速痛悔他们那最不敬畏神的荒唐生活，离弃这宗可憎的罪，这整片地，很快就会被这起最恶臭的毒病败坏殆尽”。
大文豪们笔下的梅毒
不过梅毒螺旋体也带来一些“好事”，虽然受惠者只是极少数人。内科医生、外科大夫、庸医、伪医，都从梅毒开发出一大财富来源。有个故事便是说，法王弗朗西斯一世的随军医生名医埃里曾跪在查理八世雕像前，解释道：“查理八世对我而言，真是个很不错的圣者。他把梅毒带到法兰西，因此也把3万法郎放进我的口袋。”当日最有势力的银行家族—日耳曼奥格斯堡的富格，也将这个法国佬病的散布转换成亮晶晶的银子。他们成为欧洲最主要的愈疮木进口者，也是哥伦布带进梅毒起源说最热心的宣扬者。胡滕说，当时至少有过一位颇有头脑的医生，曾对愈疮木及其药效表示怀疑，说“ 它根本无效，一文不值；可是那些商人却假称它很有效用”。
对其他许多人来说，梅毒不是牟利工具，却成自嘲对象。当人面对着极度的恐怖—梅毒性病一事，即经常令人感到如此恐怖—徒感无助又愚昧，只有从笑谑中寻得慰藉。16世纪之时，关于这个法国佬病便有许多玩笑。《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便写过一篇讽刺文，文中一名学者批评另一学者的著作：“我那对手，”大学者说道，“忘了告诉我们，谁是世上第一位脑袋受凉的家伙，也忘了告诉我们，是谁第一个涂油治疗法国佬病。可是所有这些，我却能说出最正确的答案，引用25 本以上著作的权威之言。”想当然耳，法国大文豪拉伯雷也多次触及梅毒话题，有一回甚至用这题目拿来自赞——
对于那些被梅毒、痛风折磨的可怜家伙，我能怎么说呢？多少次，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浑身涂满了油腻的汞膏、油剂。他们满脸油光，好像食物储藏间的钥匙孔……他们的牙齿在脑袋瓜里跳跃起落，好似风琴或立式小钢琴的键盘按在大音乐家的指下……他的咽喉起白沫，如同被一群猎犬围困的野猪……陷入这种危境中，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请人念几页我这本书给他们听。
伊拉斯谟笔下也多次提到梅毒。他在《对话录》中的一篇向世界宣布：“除非你是个掷骰子的好手，是绿灯户寻芳客，是个大酒鬼，是个胡乱挥霍者，是浪子，又欠下一屁股债，而且身上还妆点有那个法国疱肿，很难有人会相信你真的是个贵族骑士。”而莎士比亚也几乎像是从这个描绘中获得灵感，创造出他笔下那位狂饮作乐的骑士法斯塔夫爵爷。这位爵爷担心自己染上了那可怕的法国病，于是就像后来许多人一般，把自己的尿液取样送去检验。医生的报告表示：“这尿本身倒是挺好挺健康的尿，可是那撒尿的人可能很多病，他自己还不知道。”法斯塔夫爵爷决定将自己这身毛病转为有用之途：“ 哦，这该死疹子的痛风！或是这该死痛风的疹子！它们两个总是有一个跟我的大脚趾头干上了。我走路瘸着点儿不碍事；我有战争做掩护，我那抚恤金也就可以更像样了。人要是会动脑筋，什么东西都能有用：我要用自己这些病，发点儿财。”没多久，他已病倒在床，临终悲悔地说起女人：“她们是魔鬼的化身。”
被梅毒所彻底改变的欧洲
然而对多数人而言，梅毒可不是好笑的事，而是无法缓和的灾难。梅毒无视阶级身份，因此对政治、教会的历史都造成直接且阴暗的打击。迪亚斯就声称他知道“一些国王、公爵、大人物等，都死于此疾”。但凡熟悉16 世纪历史的人都不会驳斥他的这个说法。当时就有两大王朝在那个年代绝了后：法国的瓦卢瓦与英国的都铎，这两个王室的成员可都不是以恪守一夫一妻制而闻名。当然，这些事往往很难证明，可是王后老是生不出活婴这个明明白白的事实，难免令人疑心梅毒在这些家族的血脉断绝一事上扮演了某种角色，因此也在其国的政治纷乱插上一脚。因帕维亚一役“失去所有，只余生命与荣誉”而闻名天下的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最后连这两件余物也都丢失在梅毒手里；此事无可怀疑，非常确定。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其中一任丈夫，甚至可能两任丈夫在内，无疑也都有此病，可能连女王自己也有。1500年，意大利军事家、政治家、枢机主教波吉亚曾拒绝接见谒客，因为他正受“溃疡”与“腹股沟长疮”所苦。三年后，他“脸上被红色斑块与丘疹毁了形貌”。这一前一后点点滴滴资料，是分别指涉梅毒的主要与次要症状吗？如果他的确染患梅毒，他这病对他的治国政策又有何影响呢？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不准别人亲吻他的脚，因为他脚上被梅毒疮弄得变了形，此事是真的吗？然而到底是真是假，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更正派新教徒都深信这一切传言属实。
但是，如果我们只将目光囿于经济、文学、政治、宗教，那么梅毒的全面冲击将永远无法衡量。梅毒螺旋体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恶疾，是伊拉斯谟、莎士比亚、弗朗西斯一世那整个年代中最最邪恶的东西之一。深恐遭感染的忌讳心理，往往蚀去了原本将人与人系在一起的敬重心与信任感。妓女获得基督爱宽恕的机会消失了。“若我是法官，”路德咆哮道，“我会用车轮刑把这些有毒的梅毒婊子分尸、剥皮，因为这些脏女人对年轻人的加害实在无法估量。”至于那些没有这么明显触犯社会规范的人，也因这场新瘟疫造成的恐怖气氛饱受伤害。在原本可以获得接待的地方，病人、陌生人如今却吃了闭门羹。友谊也发生变化，改以冷淡相交，大家开始某种程度地限制自己的交往对象，避免任何想来可能会被梅毒触碰过的人。
我们找到零星资料，显示社会上发生的这类改变。公共浴池不流行了，因为大家普遍意识到许多从不胡来、纯洁如新生儿的人，就是在这类地方染上法国佬病。共享杯子的做法也落伍了。
亲吻，这个原用以表示朋友或情侣间亲爱的习惯姿态，现在被人投以疑虑的眼光。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剧中告诉我们，客店老板娘奈儿在送别众男子前赴法国战场时，为什么会与巴道夫吻别。而尼姆虽是她的前任爱人，却拒绝邀请，不肯继巴道夫之后也来一亲芳泽。他自动放弃了这件好事，或许理由很充分，因为巴道夫脸上“都是红疹子、烂疮口、鼓起的瘤，火也似的”。Bubukles（红疹子）是由“carbunkles”（痈疽）和“bubos”（腺肿）二字合成，是西班牙人给梅毒起的名字，英国人用来形容梅毒成的肿起。接下来我们再听到奈儿的消息，就是她已经“ 死在医院，就是那法国佬病给害死的”。
梅毒对一般人之间的来往接触造成何种影响？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529 年枢机主教伍尔西在国会受审，被控的其中一项罪名—也许是误控—就是“ 明知自己身上有那个会传染的梅毒脏病……却还每天来到陛下（亨利八世）您的座前，在您的耳边密语，把他那会传染人的可怕毒气吹在你最最尊贵之身，对皇上您造成极大危害”。
梅毒对当代行为举止造成的冲击，普及而深长，伊拉斯谟那篇活泼愉悦的对话正可以将之总和具现。对话者是某位甲君与他的友人乙君—甲：像这么致命的病，至少应该像对待麻风病般同等小心地处理。可是如果这样要求太过分，那么每个人的胡子就都不该刮掉。如若不然，每个人就都应该自己刮自己的胡子。
乙：如果大家都把嘴巴闭上呢？
甲：他们还是会通过鼻子传染。
乙：这烦恼倒是有个法子可治。
甲：什么法子？
乙：叫他们模仿炼金术士：戴上面罩，只让光线通过玻璃小窗，口鼻可以呼吸，但是用根管子从罩子延伸过肩，从背后垂下。
梅毒造成的最严重破坏，显然以男女关系最巨。性这个问题，历来文明从未能满意解决。就算世上没有这所谓性病，性关系仍会为人类制造出不信任、害怕与痛苦，也会带来信心、爱与安慰。在这一层已经很复杂的正常情感难题之外，现在又加上了不只是淋病的痛苦，还有那更恐怖且常有致命危险的梅毒。原本必须有信任之处，现在却一定也有了猜疑。原本应该是完全将自己交给对方，如今却必然也添上了精明计较未来健康的考量。否则，如果肉体和心灵还继续保持慷慨大方，或许会落入16 世纪末那位英国梅毒病患者的可笑处境：他的情人坚持“要不是因为他，还有她丈夫，她本来会如同刚从母腹生出的处子般完好”。
16 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法洛皮奥在其论梅毒的著作《法国病》（De Morbo Gallico，1564）中建议，性交之后，男人应小心清洗并弄干自己的生殖器。一种精明、谨慎情人的年代，已然到来。
本文摘录自《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