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意志，不使自己的身心受侮辱，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可是言语合于伦理，行为经过思虑，也不过如此了吧。”又说：“虞仲、夷逸隐居独善，放肆直言，洁身自好，被废弃也是合于权术的要求。我和他们不同，没什么可以，也没什么不可以。”
做到洁身自好、不扶助邪恶，孔子谓“有所不为”。哪怕天下有无数个伯夷、叔齐，大家都仅仅做到洁身自好，却不对暴虐奋起抗击，天下的平安和幸福就永远不会实现。远离污浊，从此对世事不闻不问，那就是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有所不为、洁身自好只是正义的开始，绝不是正义的结束。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人格”的力量。人格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内容，完整的人格塑造是多方面的。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把出仕看作弘扬“道”的一种途径，目的在于辅佐君王以教化百姓。而当有志于“道”的君子面临现实的“无道”无能为力之时，则应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
曾经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名垂千古的司马迁，虽然已遭“最下之腐刑”，辱身“极矣”，为了“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书，身处逆境，却依然没有忘记自己记录历史，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
唐人牡牧有句话说得好：“包羞忍耻是男儿。”如果越王勾践忍不了阶下囚之气，不愿向吴王膝行顿首“请为臣”，又哪有卧薪尝胆后的灭吴称霸之举？
文革期间，钱钟书、杨绛一家曾经借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生活设施，居住的人多，家家在门前举炊，楼前污水横流，无人过问。他们一迁入，杨绛先生便去疏通臭水沟。他们住的那一房间原是外文所放杂物的地方，位置数全楼最差：底层最靠西，南墙开一门一窗，北墙又开一窗，最是阴冷难耐，冬天暖气又烧得不热。钱钟书先生曾因受累受寒引起哮喘病大发作，送进医院抢救，幸得转危为安。但他大脑皮层受损，语言、行走都有困难。迁入学部大院时，钱先生的病体尚未完全康复，走路仍然不稳，杨先生都不敢让他一人走出去上公共厕所。老夫妇俩一人一张行军床，北窗下放了一张借来的书桌供钱先生使用，角落里放一张小书桌归杨先生使用，两人艰难度日。
在周总理负责《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的时候，钱先生是翻译小组的主要成员。不久，江青介入，并且委派一人来主持工作，催促钱先生他们加快翻译进度。杨先生只好一再地向那位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说：“钟书还病着呢！”于是，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时住处来工作。他们一到，杨先生沏上清茶，尽了地主之谊，便躲到屋角去做自己的翻译工作。那位受委派的人有时会时明时暗地捎一些话来。有一天，这人环顾陋室，开口说：“你们住的房子太小了，不像样子……”没等他挑明意思，杨先生马上说：“我们住得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楼前是文学所的图书馆，楼后是外文所的图书馆，要用什么书，非常方便。”这样，那位受委派的人就不便深说下去了。又有一天，他对杨先生说：“领导请钟书同志住到钓鱼台去，那边的房子大一些，你可以同去照顾。”杨先生忙说：“我是不会照顾人的。我自己还要别人照顾呢！”他说：“那就再带个阿姨一起去！”钱先生、杨先生不搭腔，他也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钱钟书、杨绛他们哪里是“住得很好”，他们实在是住得太差了！他们居此陋室，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经历了严寒、疾病、煤气中毒。环境这样恶劣，但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守陋室执著于自己的事业：钱先生潜心撰写巨著《管锥编》，杨先生孜孜不倦地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而在当时，知识分子里品格低下的不乏其人。有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也要钻头觅缝巴结“四人帮”，甚至不惜卖身投靠，乞求庇护。钱先生和杨先生的人品、气节与这等人比，真有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