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上逼人上山的手法很多，但像逼朱仝那样，先杀死一个他看管的四岁小男孩，再把他的家小绑为肉票的情况却不多见。
朱仝本是郓城县的一个富户，宋江在县政府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两人就是同事，那时朱在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上班，为人仗义轻财，好结识江湖好汉，又生得一脸漂亮大胡子，人送外号“美髯公”。晁盖劫取生辰纲后，县长派他和雷横到东溪村捉人。他故意赚雷横打前门，他在后门只是“虚闪一闪，放开条路，让晁盖走了。”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县上又派他和雷横抓人，他又“怕雷横执着，不会周全人”，故意赚雷在庄前搜寻，他只在宋江家的佛堂里，将地下的索子一拽，就把宋江拽出来了；但拽出后没有将宋江缉拿归案，而是劝他赶紧离开，再寻活路。就是这样一个对梁山两代领导核心都有恩的人，却因为释放了死刑犯雷横，刺配沧州，最终也难逃被梁山逼上梁山的命运。
原来当他来到沧州，知府见他仪表不俗，就没有让他到牢里服刑，只说留在府里当差。知府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一见了他，就喜欢上了他的大胡子，整天缠着他抱。知府就命他，孩子早晚要和你耍时，你就自行抱他去耍，不必回禀。那年七月十五，是年例各处放灯节，孩子要去看河灯，朱仝就抱他出来到水边玩。却是雷横拉他到一边，说宋江思念旧情，派他和吴用下山请他入伙。朱仝听了却半晌没有答应，说：“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我因义气放了他，上山入伙，出身不得。我亦为他配在这里。天可怜见，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朱仝虽然因义气放了雷横，却不等于我就愿意跟他上山当土匪。我在这里积极改造，争取减刑，一年半载还能做个良民，何必跟你们去闹革命！吴用见说不通，就告辞走了。
谁知朱仝一回来，就不见了小衙内。雷横说是他的伴当抱去玩了。一直追到离城二十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小衙内有，在这里！”再问究竟在哪里？李逵道：“被我把些麻药抹在口里，直驮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自请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来到林子里，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用手去扶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朱仝大怒，一直追李逵到柴进庄上，柴大官人才将事情原委说透：是宋公明有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礼请他上山，“因见足下推阻不从，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归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吴用、雷横这时也从阁子里出来，说“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对于这起杀婴事件，他评论说：“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但无奈这时妻儿老小已被接上山寨，表面上说是怕官府连罪，实际上是绑为肉票，逼迫朱仝屈从。朱最后只能答应入伙。
这时，我们再看一下宋江的反应。照常理推断，你杀死了一个小男孩，害得人家在明社会无法立足，总该有所歉意吧？但没有，宋江把朱仝迎上山寨后的第一反应是“大笑”。当朱仝问：“小弟今蒙呼唤到山，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长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仿佛杀婴事件从来不存在，仿佛只有梁山的“尊嫂并令郎”才是女人，才是孩子，其他人的都是行尸走肉。由此也可以看出：朱仝和宋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当小衙内丢失后，他对雷横说：“兄弟，不是耍处。这个小衙内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言下之意就是说，作为知府相公的爱子，这个小男孩的身上维系着两条命：一条是他自己的，另一条是他父亲的；更重要的是，知府相公吩咐我看管小男孩，人家既然看得起我，我就要忠于人家的信托。后来这个小男孩不见了，他先是“心慌”，后来是“失惊”，再后来是“大怒”，而且终生对李逵忿忿不平。也就是说，他不能认同梁山的这种杀人逻辑。梁山的逻辑是只问成败，不问是非；而在他这里，所谓“忠”也包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所谓“义”，也包括“仁之所至，义所当然”；先不管“忠”的对象是官还是民，“义”的方向是圈内还是局外。
可以想见，在正常情况下，像朱仝这样有操守的人，是不可能上梁山的。他虽然可以放走江洋大盗晁盖，义释手刃二奶的宋公明，但这并不表示认同他们的行为规则。依常理看，也没有必要让他背上一条人命，尤其是一条四岁小男孩的人命，再来加入自己的行列。他完全可以潜伏下来，利用郓城大款的实力，为革命提供经费；或立足本单位，做一名隐蔽战线上的轻骑兵。总之，没有必要把他逼成另外一个人，强迫他过另外一种生活。他完全可以在市长家里做个男佣，过一年两年，让市长写个条子，弄个假释或保外就医什么的。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人之所以为人，也恰好就在于人的那一点点差异性。消除了一切差异，人就成了型号统一的机器；而宋江的目的恰好就是要人成为机器，成为表面上说是“替天行道”，实际上是“替我行道”的机器。
这是一种专制文化在人心中的无意识体现。有了这种文化，人就会心安理得地奴役别人，理直气壮地扭曲生活。一般来说，这种文化是由专制制度带来的，因为专制制度不会教人用多元的、宽容的方式思考问题，更不会尊重人的个性和参差多态的生活方式。它擅长的就是用强制的手段让人做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人。在这种文化之下，官和民、兵和匪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宋江和道君皇帝，吴用和蔡京、高俅之辈，李逵和董超、薛霸之流只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合法不合法。也就是说，只要在宋江和他的一百单八将的头脑里没有诞生新的制度理念，只要梁山集团，尤其是集团领导人身上，没有诞生新的人格理想，起义来起义去，不过就是宋江说的“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那么，无论有多少座梁山，多少次起义，多少回改朝换代，中国人的命运从本质上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