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届政府的规划蓝图中，明确列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应该只有上海自贸区和京津冀，如果考虑到京津冀战略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进，其政治高度比上海自贸区更胜一筹。
多年来一直不温不火的京津冀一体化概念，近日突然开始急速升温。三地领导人纷纷做出积极表态，表示要携手合作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河北省甚至已经公开了一份设计蓝图，详尽规划了河北在三地一体化中的角色。
今年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在强调了京津冀的诸多重要意义之外，更是提出要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高到重大国家战略的层面。在新一届政府的规划蓝图中，明确列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应该只有上海自贸区和京津冀，如果考虑到京津冀战略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进，其政治高度比上海自贸区更胜一筹。
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是我国最重要的三大城市群和经济增长极，不到3%的国土面积汇集了18%的全国人口，创造了将近四成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和珠三角、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区域之内不仅没有形成高低搭配的合理产业布局，反而出现大量的重复建设和相互竞争。一个小细节也足以看出三地之间的割裂，河北与北京和天津之间对接的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存在的“断头路”就高达2300多公里，一个在交通上都无法完全贯通的地方区域，又如何能够实现高层次的一体化合作。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年2月底的京津冀专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地应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虽然京津冀此次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究竟如何才能打破此前各自为政的弊端，真正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仍有诸多疑问待解。从京津冀三地来看，北京最具有转移产业的急迫性，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北京的大城市病已经越来越重，房价、交通、空气等诸方面压力已近极限，将一些非核心职能转移出去已成共识。而河北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速回落较快，面临较大的稳增长压力，2011到2013年，河北省的GDP增速从12%下降至8.2%，在全国30多个省市中增速排名靠后，因此，对于承接北京转移出来的产能有很高的积极性。
相比之下，天津在京津冀战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则有些模糊，天津最近几年的经济表现十分强劲，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去年天津市的GDP增长高达12.5%，虽然和前几年相比也出现了回落，但增速还是居于全国之首，通过承接北京产能来刺激经济的意愿也没有那么急迫，而天津在建设港口航运和金融中心等方面也都有着独当一面的“野心”，天津可能面临着低端产业不愿意接受，高端产业不愿意放弃的局面，因此，在打造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战略中，如何平衡天津的地位可能是最大的难题。在今年“两会”期间，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曾经描述过天津在京津冀战略中的角色，她认为天津的举措就是着力做好三篇文章：一是在城市定位上错位发展、相得益彰，要突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这个中央对天津的城市定位，与北京的城市定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是在发展环境上优化服务、便利高效；三是在城市群建设上完善功能、生态宜居。从这“三篇文章”来看，似乎更多还是天津市如何发展的问题，暂时还难以看到更多天津对于如何融入京津冀战略圈的细节规划。
在京津冀三地中，目前河北的表现最为积极。3月底，河北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会议，省委书记周本顺在会议上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给河北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机遇、最宝贵的机遇、最现实的机遇，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再错过。”按照河北刚刚出台的规划，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战略定位是打造“四个支撑区”：一是优化城市布局的支撑区，建设与世界级城市群相适应的次级中心城市、大城市、中小卫星城市；二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区，承接京津的产业转移和要素外溢；三是综合交通网络的支撑区；四是生态涵养保护的支撑区。
北京和河北之间的职能转移也并非易事，任何一项产业和职能转移都牵涉到各方利益，北京市从早年的首钢搬迁到近期动物园批发市场搬迁，每一次走的也并不容易，而新一轮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北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职能转移，教育、医疗、科技资源甚至一些央企总部都有转移的可能性，此前一个单独的首钢或是“动批”搬迁已是困难重重，将来大规模产业转移的难度自然是可想而知。
在近期有关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在河北保定设立副政治中心的传言。尽管在河北的官方规划中并没有正式提及副政治中心这一税法，北京也对此没有公开认可，但这一传言还是在市场引发一阵炒作热潮，大量投资客迅速来到保定购买房产，股市上的河北板块也遭遇爆炒。
北京市目前的定位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北京向外转移的首先是一些非核心职能，比如一些高耗能和落后的制造业、过于集中的教育和医疗等资源，而政治中心作为北京市最核心的职能所在，短期内向外转移分流的可能性并不大。从可操作性来看，考虑到一些非核心职能的转移已经是千头万绪，即使有设立副政治中心的考虑，预计也不会在京津冀战略发展的初期一拥而上，至少也会在其他非核心职能转移完成之后，才可能会纳入议事日程。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潮中，最大的悬念在于如何确保市场之手的作用。由于已经被确认为重大的国家战略，因此不难想象，在未来的协同发展中少不了行政力量的强行推进。行政推进的好处自然是显而易见，可以打破此前京津冀之间的各自为政的行政壁垒，在国家战略的层面加速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但如果过于依靠行政力量的强制推进而忽视了市场的自然选择，这种模式也有可能带来资源错配的风险。
在北京市向外转移的产业中，一些优秀资源比如教育、医疗、科技等肯定会受到河北方面的热烈欢迎，但是一些高污染和落后产能，河北方面也未必愿意接受。尽管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表示“对首都功能疏解不讲价钱，不挑肥拣瘦”，但具体承接产业转移的地方政府则另有想法。河北廊坊市市长冯韶慧最近就曾经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廊坊的好机遇，但面对北京准备向外转移的1000多家企业，廊坊并不会盲目地接收，他们将从企业清单中精心筛选目标，避免低质低效项目进入。廊坊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也表示，廊坊市将加大力度，对接北京科技、教育、医疗、会展等功能性资源，争取引进环保型高端产业，坚持做到“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廊坊也不能要”。
既然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那么其总体规划应该不只是为了疏解北京的压力，而应该在更高的层面实现三地的协同效应，最终达到多赢的局面。按照产业转移的雁行理论，在一个发达成熟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会带来向周边经济的溢出效应，发达经济体专注于高端产业，相对低端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形成转移，由此形成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共同发展的格局。而这种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大多是市场自然选择形成，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东南亚地区到我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等，基本上都还是市场主导下的产业转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场国家战略中，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好各自的力量，可能是决定最终成败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