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很纠结，在迷茫和傍惶中不知不觉地丢了一撇，成了个“找”。“我”在惶恐不安地找那丢了的一撇，弄得“我”惶惶不可终日，活脱脱像似一个没了灵魂的走兽。
“我”首先想到了去社区寻求帮助，可社区上下都告知：这种寻求帮助的活动，一般一年只有一次，是在每年的某月某日；还有就是，上级部门来检查时或接到上级部门的检查通知时，才会增添像一年一次的那种帮助活动。这种时日如需帮助，社区也存在着困难。因，社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说后，建议“我”去找当地的派出所。经社区这么一说，“我”也认会该到派出所去报个案了，抑或，公安机关能帮助“我”，找回“我”的那一撇。
“我”跑到了派出所，派出所得知这一情况后，告知：类似这种情况不予立案。原因有三：一是近日来报“我”丢了一撇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属于社会普遍现象。既然是普遍现象，那既成的事实都是合理的，合理的自然现象是不予立案的；二是丢的那一撇，并没到该立案的遗失钟点或失踪的规定报案时间；三是派出所工作者太少，临时工也不多；况且最近，该作为的不能乱作为，不该作为的又不敢作为，而且每天其它事情都很“盲”，实在没时间去针对这种上面还没发文件的事。最后，建议“我”去寻求媒体帮助，让媒体去咨询一下这方面的专家。“我”无可奈何，那也只有去寻求媒体的帮助了。
媒体对于此事到是非常热情，而且肯定地告知：类似情况来寻求帮助的很多，媒体已经联系好了这方面的专家。让“我”在三天后的某时某频道中，观看专家的现场答各国记者的找“我”一撇答辩会。
“我”听后，诚惶诚恐的心总算稍微有了点踏实感。左等右等，三日如同过了三年，终于等到了砖家对于“我”丢了一撇的答辩会。
当日，还没到现场的直播时间，“我”就早早地打开了电视机，并且锁定了频道。随后，电视上五花八门的广告像雪花一样地飞来，砖家和专假们的答辩会，总算在大气磅礴真假难辨的广告结束后开始了。在场的记者和砖家、专假们是有问有答好不热闹。砖家和专假对于记者们的提问是旁证慱引、口若悬河，回答的是唾沫飞溅头头是道。二个小时的答辩会，不知是时间太少，还是广告太多，或许是砖家和专假的发言太过于深奥，使“我”看得不知所云，莫名其妙，这加重了“我”少了一撇的惶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也就是砖家和专假的最终结论，说类似的情况如不及早诊治，那发展下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我”也不得不抱着“死马当着活马医”的最后一线希望，决定去医院治疗。
到了医院，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从内科转到外科，再从外科转到心血管科，又从心血管科转到了精神卫生科…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该上的仪器也上了，从X光做到CT、再从CT做到核磁共振，各科医生的说辞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医院领导和砖家们的研究决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我”住院治疗。如若再不医治，发展下去的“我”还要变成“扌”或“戈”，但不管是变成“扌”或“戈”，最后都将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的躯壳，因“找”分开后，不管是变成“扌”还是变成“戈”，最后终将要变成没有头脑的，像疯子一样丧心病狂的肆意刀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按医院砖家和专假的意见，“我”接受了入院治疗的方案。当“我”看到入院预缴费用通知单上的数目后，“我”二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
在昏迷的几天里，冥冥中的“我”碰到了范进、孔乙己、阿Q和祥林嫂。范进告诉“我”：你那丢了的一撇，是科考后财富和权力的得而复失；孔乙己告诉“我”的是：当书既不用偷，也不用窃时，那一撇的酒钱也就算找到了；阿Q告诉我的是：当社会不再颠倒黑白、恃强凌弱时，且吴妈还能和他困觉的话，那一撇也算是真正地找回来了；祥林嫂却告诉“我”：当社会不再欺骗和愚弄弱势时，当命运不用再捐那无用的门槛、且生活还会越过越好时，那她的一撇也就不用再去找了。最后，在朦胧中佛仿佛又告诉“我”：丢的那一撇是虚拟的，若即若离、虚无缥缈的，只要心存善意、正直做人，有与没有那一撇都不是致命的，只要心无杂念地把人做好，那一撇终将会回到你的身边，使你成为一个完整的“我”。
昏睡三日后，醒来的“我”因襄中羞涩，不得不以回家的方式而告终了这场啼笑皆非的闹剧。好在在昏睡中见到了不同对象的告白，再者，“我”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听其自然的释怀了。果不其然，后来的“我”在未刻意的追逐中，反而把那一撇找了回来，那一撇就是：“无作有时有亦无，有作无是无亦有；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愿健康、快乐的那一撇，你“我”再也不会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