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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云纪》:不是电影的附属品

编辑:志军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5年0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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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云纪》

作者:谢海盟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随着侯孝贤导演数年磨一剑的电影《刺客聂隐娘》成为热话,编剧之一谢海盟所著的拍摄侧录《行云纪》,也紧跟着进入了公众视线。在勒口处作者介绍的部分,除了出生年月和毕业院校,对于自身状况的交代只有短短的三句话——穆斯林,女同志,喜欢无用的知识。没有突出她文学世家(唐诺、朱天心之女)的身份,刻意拉开的距离感,为整本书的文字奠定了基调。再翻开目录,每一个章节,皆以星巴克、奈良、京都、平遥、中影文化城等地标命名,辗转蜿蜒如一条长长的队伍,全程跟着剧组拍摄的谢海盟,编剧的身份之余,更是一个在场者,一双冷峻观察的眼睛。这样的距离感适用于她和她的家庭,也表现在《行云纪》与《刺客聂隐娘》的关系上。

换言之,名为“侧录”,《行云纪》记述的是聂隐娘的故事之外,另一个完整的故事。包括侯孝贤、朱天文、阿城等创作者,如何捕捉一闪而过的灵感,如何从无到有,将概念实现为对白,也包括舒淇、张震、妻夫木聪等一众演员如何为每一个角色倾注灵魂,甚至一草一木中所蕴含的苦心,如何克服条件上的障碍营造理想的意境等,包罗万象,跨越了更大的时空。

有敬而无畏博闻且强识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家庭渊源,谢海盟来写侯孝贤,有其独到的优势。她自白“有敬而无畏”,从来没有面对“大师”的压力,这仅仅是看着她长大的叔叔辈而已。往严肃了说,是带有祛魅性的事情,而她则是一派幽默轻松,毕竟是创作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没有使用朱天文常用的文字炼金术话语,而是透过闲散的几笔勾勒,反而拉近了读者与幕后的距离,又带出些温情,甚至还有几分天真的味道来。

例如在星巴克里的前期会议,“侯导与天文都有年纪了,剧本拿在手中很难看清楚,两人常拿着一副老花镜争夺不休,或斜斜举远了纸页观看,模样颇有关圣的架势”,侯孝贤自嘲“人老了,电池电量变得很小,三小时差不多了”,众人笑,说,导演的充电座一定藏他常去抽烟的树林里,“侯导也笑,笑笑不否认,也许真有充电座一事也说不定”;再例如,《悲情城市》的最初构想何以与现在我们熟知的剧情大相径庭?为什么电影中田季安召集家臣牙将议事的几场戏导演会吩咐“就把它当作京剧来编”?大银幕上以笑容打动导演的妻夫木聪,私下里真的“就是个吃货”?创作秘辛信手拈来,都是弥足珍贵,又不是什么秘密的秘密。

时不时地,就像聂隐娘利落地一闪身,谢海盟的观察位置一变,抽离现场,开始沉浸于故纸堆中旁征博引起来。

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千万种考量,涉及一个又一个庞大的知识库。从她将剧本一次次讨论的过程,比作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妻子,为了等候丈夫回乡,把一件寿衣织了拆、拆了织;到解释片中处理桃花源山村的情节时使用的“水疗法”——典出宫崎骏动画,指的是习惯在发生巨变或大灾难后,插入一段与“水”意象有关的、节奏缓慢的桥段让主角们盘整心情重新出发的方法;再具体到电影中所使用的每一匹马,不止各有脾性、血统、历史与外形,甚至它们一个前蹄腾空的动作,也能让她联想到新古典主义派画家贾克路易大卫的名作《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中的烈马来。

这里不难看出,谢海盟在文字上受到其父唐诺散文风格的影响,细节衍生细节,如同小径交叉的花园,或者更进一步说,大概更受到唐诺所推崇的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的启示,图书馆式的作家,博闻强识,借助大量的引述以及阐释补充,最大限度地以有限的篇幅传递丰富的信息。

博尔赫斯说,写下是由于相信,这里的“相信”所指的不是事件的真伪,而是像有人相信一个梦想或是理念那样的层次。谢海盟的字里行间,就有这样的一种“相信”。

非虚构疆界人类学本能

如果说《刺客聂隐娘》中,那些让一切回归地心引力的视觉打斗场面是侯孝贤对于武侠的探索,那么在文字层面,《行云纪》所探索的,就是它作为非虚构文学的疆界问题。

谢海盟自己也在访问中坦言,现阶段更倾向的写作方式是找一个课题,尽自己的能力和办法把它写出来,类似报告文学。今时今日,报告文学已然式微,迅速崛起的“非虚构”,概念高于报告与纪实文学,更是对写作者的历史知识积累、田野调查能力,乃至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素养有所考验。谢海盟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毕业,爱动物,再加上自小的文学基础,山野中取景,写起拍摄见闻,格外游刃有余。

像是写起湖北的岩洞:“出一洞又一洞,岩石孔隙多,洞中并有水流,谷地位于岩洞与岩洞间,草地润泽绿茵,夹着两旁峭壁,上悬一线天”,精炼的几句,便有柳宗元《小石潭记》式的清幽;接着笔锋一转,写土家居民,爱唱山歌,又能在近乎垂直的峭壁上攀来攀去,不时来凑热闹看拍摄,动作敏捷如猿猴,她称他们“山中精灵”,也不讳言“精灵”们打劫起剧组的电线索取高昂赎金时毫不客气,气得工作人员都发誓再也不来此外景,文末,她的总结是:“回想起山中精灵们抢钱的神情,与高唱山歌时一样的兴高采烈,一样的纯真无邪,于是顿悟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如吃饭睡觉下田耕作一般何错之有”,故而除了释怀,别无他法。

这里就可以看出典型的人类学关怀了。亲访丛林深处的社会形态,怀抱好奇、反思探讨,让人想起曾经亲赴亚马孙河流域和巴西高地森林的列维施特劳斯来,他曾指出,人类学家的职责,是从高远的观点去研究和评断行为,高远到可以忽视一个个别社会、个别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所以当“偷电线风波”出现的时候,谢海盟的第一反应并非站在道德上批判对错,而是体谅多样化的存在,为他们的行为找到解释,所以,她依旧善良地认为他们是精灵,所以,她也充分理解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演员们在片场会出现的文化隔膜,这样的人类学本能,仿佛是在现场布置了许多台监控仪器,每一个角度都看得分明,拼凑成一幅幅全景式的画卷,生动而真实,没有锦上添花,也没有落井下石。

巧合的是,列维施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忧郁的热带》,在朱天文的长篇小说《巫言》当中,几乎也是贯穿始终的。

证词之书

电影的热潮会过去,《行云纪》却并非单薄的附属品,跳脱了电影仍然有其厚度。正如朱天文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本“证词之书”,“为一部我们曾经触手可及地想像过,却始终未被执行出来的慑人电影做证词”,而这样的证词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当我们回看三十年前朱天文与吴念真所合著的《恋恋风尘——一部电影的开始到完成》的时候,答案也许已然不言自明。□书评人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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