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难以理喻，父亲当年是以怎样的心态和母亲结合在一起的。
母亲是爷爷用两斗小麦给伯父换来的媳妇。伯父自小是个病秧子，做不来农活， 20出头的大小伙仍鼻涕口水满嘴流。母亲像那个年代许多农村妇女一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可奈何中跟伯父过起了日子。眼见儿媳妇过了门，爷爷婆婆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相继安然离世。在母亲生下大哥姐姐和二哥后，一直体弱多病的伯父突发癫痫撒手人世。要强的母亲默默吞咽下年轻丧夫的人生大不幸，咬着牙挑起一个农家的生活重担。
那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社实行工分制，无论母亲如何拼死拼活下地劳作 ,一个劳动日仅值几毛钱的报酬，连母子四人的口粮都换不回来。每年青黄不接时，母亲不得不拖儿带女，沿村乞讨。
守寡的母亲那阵儿年仅二十出头，因为长得漂亮，母亲时常受到村里一些闲汉痞子的骚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力，让孤立无助的母亲在不堪重负中精神崩溃，由最初的语无伦次变得疯疯癫癫……
就在这时，中学毕业后一直在西南铁路工地当工人的父亲回家探亲，目睹嫂子的凄惨遭遇和三个叫花子样的侄儿侄女，年轻气盛的他没加思索就辞掉工作，退了订好的亲事，义无反顾地接纳了人人嫌弃的疯嫂子和侄儿侄女。
父亲跟母亲结婚后，倾其所有带着母亲天南地北求医问药，最终为母亲治好了病。几年后，母亲生下三哥四哥和我，那正是六十年代初的困难岁月，为养活八口大家，父亲几乎吃尽百般苦头。由于常年在外，父亲不精农活，在生产队虽然跟男人们干同样的活路，却只能拿到七分工。为多挣工分养家糊口，父亲就专捡别人不愿干、又脏又累的力气活儿——踏“胡基”。“胡基”又叫土坯，是那个年代农村人盖房扎墙盘锅垒灶的主要材料。生产队规定：两个壮劳力一天踏一摞（ 500块）每人得 15分工。父亲为挣双份工，硬是一个人连供土带提石锤子，一天踏出一摞半。那二三十斤重的青石锤子瓷实瓷实的，一块“胡基”少说要反复捶打七八下，常常只打两三块，人就累出一身汗，原本就瘦弱矮小的父亲天天干这活，怎吃得消！
即便如此，队里所需的“胡基”毕竟有数量限制，父亲天天想干也干不长久。春荒冬闲，村里人穿戴一新带着老婆娃娃赶集逛街走亲戚，父亲没这个福分。父亲早早收拾好行装，背上母亲烙好的半口袋锅盔馍，不是去南山割扫帚，就是到北山石场背石头。记得我五岁那年隆冬，父亲去南山一走数月，直到过了祭灶节，父亲才回到家中。面对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披一身开花露套破棉袄叫花子样的父亲，兄妹们吓得缩在母亲身后不敢露头。直到父亲挨个儿唤我们的乳名儿，从衣兜里掏出大把核桃毛栗，大家这才怯生生地迎上去。母亲在惊喜中赶紧去厨房烧火做饭，父亲顾不上洗漱，挨个儿摸着我们的脑门儿，乐得眉开眼笑：“崽娃子，都长高咧！”言毕，父亲把我搂进怀中，一招一式教我剥毛栗砸核桃。母亲急急调了碗热干面端过来，父亲就顺势靠着门框蹲下狼吞虎咽着吃起来。兄妹们正欢天喜地全神贯注地对付着光滑的毛栗和坚硬的核桃，只听得“啪——”一声脆响，我们回头看时，粗大结实的瓷老碗在父亲脚边摔成八瓣，而父亲已靠着门框打起了响亮的鼾声……
父亲就这样拼出老牛般的蛮力，撑起全家的衣食住行，并一个接一个把我们兄妹六人送进学校。长年累月超负荷的劳作，让父亲没到四十就头发花白，腰弯背驼，且患上顽固的腰痛病。父亲却从没去一回医院，甚至连一粒止痛片都舍不得买，轻则咬牙忍住，实在撑不住就叫母亲捶打捏压。病重后，母亲的拳头不起作用，我常在睡梦中被母亲唤醒，迷迷糊糊中被扶上父亲精赤的光脊背，在父亲的呻吟声里来来回回地用脚跟踩踏着，有时父亲嫌我踩得轻不顶事儿，就吆喝着唤醒四哥三哥。那段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里，兄妹们几乎都在父亲的脊背上踩过“跷跷”……
不久，大哥高中毕业。因为取消了高考就只能回乡，村上人都给父亲出主意叫大哥帮着挣工分养家糊口供养弟妹们读书。事实上那阵儿父亲的身体明显垮下来，正是家里急需劳力的时候，但父亲不知从哪儿得知当年招收的是铁道兵，悄悄跑了趟县城，回来后力排众议把大哥送进了军营。
两年后，二哥又高中毕业，乡邻们登门规劝，亲友们苦苦哀求，父亲犟牛样一意孤行，执意叫二哥穿上了国防绿，去了青海铁路工地。
自小晓得家境的艰难和父母的不易，大哥二哥到部队后，省吃俭用将每月仅有的五元津贴寄回家里。这时，农村生活有了好转，虽然能吃饱肚子，但做不动重活的父亲要供养上学的儿女，日子还是很艰难，可父亲一次次指派我们给哥哥写信，要他们把省下的津贴捐给大西北铁路建设，父亲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哀求着：“爸爸本来给国家修铁路哩，为了养活你们中途辞职回家，爸欠了国家的，你们弟兄俩就算替爸爸弥补上这个亏欠吧！”
受父母的言传身教，我们兄妹自小抱着为父亲挣一口气的决心，勤奋好学，敢为人先。大哥二哥参军两年后，双双入党提干；高考制度恢复后，三哥考进陕西省警察学校，四哥从宝鸡中学考入北京大学！
记得我上高中那年，已升任营连职军官的大哥二哥结伴带着新婚妻子回家探亲，面对未老先衰、白发苍苍、腰身弯成弓抬不起头来的父亲和家中三间前撑后支、摇摇欲坠的破瓦房，哥哥哭了，嫂嫂哭了，父亲却拍打一下那身摞满了补丁的老布衣裳，乐呵呵地说：“哭啥呢，爸爸不是好着哩嘛，再说，如今政策活泛了，吃穿不愁，等老三老四大学毕业，爸就能享上清福咧！”
但父亲终没能享上一天苦尽甜来的幸福生活， 1986年盛夏，父亲硬是劝阻我和哥哥们回家帮忙进行夏收，父亲几乎在电话中连吼带骂要儿女们以学业和工作为重，未老先衰的父亲拖着笨重的“罗锅”腰，忙起五亩山地的夏收夏播。那天，手脚已不灵便的父亲和母亲在打麦场上忙到半夜，归家后，母亲烧锅做饭，父亲照例去村当中的涝池洗脚，没顾上吃喝的父亲因劳累过度，竟一头栽进水里……
父亲就这样唐突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他无限眷恋的世界。每每想到这里，人到中年的我们，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